刚才我们在说到选择的时候，徐先生举了例子就是他们学校原来的，叫兆鹿是吧。兆鹿，最后他们录用的是兆鹿。而刘钊代表了很多人的心声，说认为有一点不太公平对不对？其实你们在找工作的过程当中可能经常能碰到这样的情形，我们不妨让现场的所有的观众来表决一下，如果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觉得新东方应该录用兆鹿的就举红牌。觉得说应该从我们这些有“海归”背景的，我们刚回来在找工作，也很尽心尽力给你投递了简历的人，应该从我们当中来做一个选择的话，就举黄牌。我们看看现场的表决结果究竟如何？来。我们请一位“海归”来发布一下表决的结果，大家先举得久一点。刘钊，你自己把看到的结果来给我们发布一下。大家举一会儿，来。也就是说愿意录用兆鹿的人多一些，还是愿意录用“海归”的人多一些？

刘钊：

同意录用“海归”的将近二十个，剩下的都是录用他本公司的人。

主持人：

大部分的人还是愿意。就这一点来讲，“海归”是有点心里不太平衡的，觉得不应该是这样。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不平衡？你们说的是你们的理由，可是我们不太认同你们的理由。

王亚非：

实际上还有一点很重要，企业是追求效益的和效率的，它会注意到配合默契。这个团队里就像一个机器，它由各个部分组成的。所以这个不是任人唯亲，不是说关系这个很重要。

刘钊：

我完全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我也理解丁老师的做法。如果说我是一个民营企业家，我也会同样地做。为什么？我一个企业家需要的是员工的综合素质，和为我企业创造价值的实际能力，不仅仅是教育背景和学习经历。但是刚才我说的，我的体会是说这个员工从新东方送到英国只是半年的时间，这多短的时间，凭什么？所以说这是我不理解的地方。如果说这工资低一点，同样去竞争下，他用谁？

徐小平：

对不起，因为我挑起来这个论争，产生了智慧，所以说我就要多说两句。其实新东方同样是今天早晨，因为正好我们有一个活动，新东方董事长俞敏洪还提到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叫王修文，王修文跟新东方没有任何关系，是去年5月份才来到新东方的。他是宾州州立大学的教育学博士，那么出国之前有很多教育经验。在新东方一年，把扬州新东方国际学校办得非常好，没有一个人退学，家长满意率是99.75％。俞敏洪就说了这句话，他说王修文博士是这种就是跟新东方没有任何渊源没有任何关系，但是能够最快地融入这个文化，认同这个企业，追求一种共同价值的典型的“海归”。所以说新东方的二百多个人，实际上真正的熟人朋友没有几个。所以，我想欢迎所有的“海归”来到新东方，包括你在内。然后经受人事经理的一整套的筛选、审查、折磨、摧残，然后最后证明你自己是新东方需要的人，或者是整个中国人才市场上能够成功，能够贡献的人。谢谢。

主持人：

其实刚才王老师补充了一点你们选择的理由。就是认为说兆鹿相对于其他“海归”来说，对你们配合会更加默契一点。这样我就在想，那其实我们对每个单位来说都是新的，那么留给我们的空间就很小了，是不是？你还想发表意见，来。

观众：

刚才我举的是红脸，是表示同意。因为这个我想如果我是徐老师的话，我也会这么做。另外一个问题我觉得，是不是在“海归”回来创业的时候，找工作的时候可以加一个流程进去，整条线是不是可以加一个叫做过渡期的这么一个流程。

主持人：

最好让用人单位能够腾出这样一个过渡期，让你们来过渡？

观众：

不是，因为用人单位是绝对不会这么做的，这是自己给自己时间来做的。

主持人：

自己多留一点？

观众：

对。因为比如说，去年1月份我回来的时候。我拿了一个项目，我想自己创业。但是我回来了之后，我发现既没资金，没有地方，然后没有社会网络。这个时候我最后逼不得已拿着这个项目找到一个公司去跟他合作，我说我不要薪水，我只要咱们一起来做这个项目。如果你同意的话，最后如果做成功，我希望分得我一部分股份。做完这个项目果然就成功了，我拿到了我的第一桶金。虽然没有很多钱，然后我开始注册了自己的公司，我自己来做。然后接下来有一个更聪明的人，他是我在英国的一个同学。他回来了之后，下飞机给我打电话说，我到你公司去打工好不好？我说好是好，但是我肯定是请不起你。他说那这样，能不能管我一顿中午饭？我说没问题，他说那我上下班打车那个票能不能报销？我说也没问题。他在我这儿干了一个月，这一个月期间，他就知道了怎么在北京工作，怎么去打电话跟人说话，他也知道了在北京吃川菜哪个餐厅最好。而且我知道他在我这个公司工作一个月当中，他自己的简历从原来只有英国的简历，没有中文的，他有了中文的简历，英文的简历在一个月当中改了三次。那么一个月以后，他现在在美国很大的一个顾问公司，找到一个很好的工作。我觉得其实“海归”回来之后，不要想迈进国门的第一步然后就得一个很高的起点，我就一定要怎么怎么样。这个过渡期可长可短，短可能是几个星期一两个月，长可能需要半年一年的时间。但是我相信海外的生活经历，和你学到的知识，在一个更长远的时间内会给你一个相当大的爆发力，这才是“海归”真正的优势。谢谢。

主持人：

这边还有哪一位愿意就刚才的话题和对面的嘉宾交流吗？

观众：

关于过渡期呢，我是这么理解的。很多人说我们个体的力量可以去做，但是我呼吁全社会来做。因为毕竟是春节节目，我不想沉重地去做这节目。因为大家看到一个植物的移栽的时候，总要有个温室，有个过程。动物有时候从一个地区到另外一个地区，比如说我们引种奶牛，从澳大利亚到中国有时候也需要一个培养场。就是说能不能国家，比如说很多大型企业也需要“海归”人才，或者他在海外已经萌芽了，或者已经成长了，需要给他一个土壤，就是大家建立一个这种一个孵化基地也好。大家知道创业有个创业园，有没有个就业园？比如很多国家的大型企业，或者很多的，在座的很多民营企业，大家建一个这种孵化器，给他们提供一个互动的场所，大家也可以要国家，包括甚至国家的人事机构也可以加入进来。这是我一点想法。

王辉耀：

我补充两点。我想首先就是说这个“海归”这个现象吧，实际上过一段时间就会消失的。比如在美国，我很少听见美国人说“海归”。大家都是在一个很国际化的环境，随着中国因为以前是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中国以后越来越市场国际化的时候，“海归”也就跟大家都一样了，中国也可以出现自己的“海归”，本土的“海归”。第二点就是什么呢，确实这个环境，咱们机制上和大环境上对“海归”的重视可能还是有一定的欠缺。比如说我发现所有的跨国公司“海归”就业率是最高的，包括很多跨国公司掌门人，在中国都是“海归”在牵头。还有三资企业，而这些企业是最好的。中国现在不是说不需要“海归”，而是中国现在本土的文化和本土的企业、一些机制，和它本土的一些条条框框的话还不能大范围地聘用“海归”。怎么样把这些人他们这个休眠期给他缩短，尽快地发挥他们的潜能，是可能政府、企业和“海归”自己都需要考虑的问题。

主持人：

您有什么建议，来。

李新玉：

我特别同意王先生的说法，这个现象肯定会消失的。比如说凭什么非要说要给点政策，然后要给个孵化期，要给个过渡期。我们不是都从这儿出去的吗？其实我真觉得大家把心态放平点，别去要这个要那个。我们都是中国人，都从这块土地出去的，只不过比别人多出去了几天。这是第一，第二。

主持人：

你会不会担心你这么说会打击一大片？

李新玉：

我真的，我特别想告诉这些人，我特别想。不是，因为什么呢？我觉得大家不要出去了两天马上回来，非要每句话都要带英语，表现自己一定就是生怕人家不知道我们会两句英语，这是第一。第二呢，在做派上，虽然有的人压根儿不愿意喝咖啡，但是也表现出要去星巴克喝两杯。然后第三呢，我就觉得那个心态不平在哪儿呢？总是想向国家或者单位或者某个用人的地方要东西，我觉得我特别信奉一句话。Don"t ask…… well，我又说英语了。

主持人：

没有关系，我们允许。

李新玉：

但是这句是英语的一个OK，一个 saying（说法）。就是Don"t ask for it , work for it，就是说你去努力工作去得到你的东西，不是说你能要来的。同时其实我们也没必要突然间变得好像特别沮丧，好像觉得比人家少了点什么。回来文化不懂了，其实我们怎么不懂？真的哪个胡同哪个巷都明白，好，马上就觉得我们不懂了，你们不了解中国文化了。我真觉得其实这种说法也没必要，大家都心态平一点，国人也心态平一点就完了。

主持人：

可是常常是用人单位对他们的指责说你们对国情不了解了。

李新玉：

其实首先要我们自己先心态平点。我们别一去给人家interview（面试）的时候，就表现出好像我们是从哪儿来的。真的，你怎么就混两年就学了多少知识了？所以对不起，这位新东方的老师，我真想说你们如果把一个人送出去半年，你就认为她的价值一下翻倍了，从四千变成一万五，我真觉得你们学校有问题。

徐小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