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国鑫先生是一位比较“特殊”的澳大利亚华人，作为阿德莱德市的市长，他是澳大利亚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华人市长。在一个华人属于少数民族，大部分华人不愿或不能从政的大环境下，出任市长的黄国鑫显得多少有点异类。那么，他为什么选择了从政的这条路，在澳大利亚当市长的滋味又如何，华人从政会有哪些优势和劣势，记者近日同这位正在中国访问的黄市长聊了聊华人在西方从政的酸甜苦辣。

华人从政凤毛麟角，现在不过五六个

1965年黄国鑫从四川经由香港来到澳洲时，当时他27岁，到澳洲留学，5年后成为澳籍公民。此时的澳大利亚正处在即将取消“白澳政策”(即以白人为社会主导，对华人及少数民族实行歧视政策)、开始鼓励多元文化的时期，华人正渐渐摆脱受排挤的景况。

据黄国鑫介绍，他不是第一个在澳大利亚当市长的黄皮肤的人，1984年澳大利亚北部达尔文市市长也是一位华人，但他出生在澳洲，不会讲汉语，也没有华人的生活习惯，相信与中国也没有什么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讲，当2000年5月从中国大陆移民到澳大利亚的黄国鑫当上市长后，澳大利亚才有了第一位华人市长。

除了黄国鑫先生，还有许多澳籍华人供职于当地重要的政府部门。来自香港的移民苏震西先生最近被选举为墨尔本市市长。还有人新近当选新南威尔士州立法会议员。尽管如此，黄先生说：“目前在澳大利亚从政的华人加起来不超过五六个人，不多不多。”

华人不愿从政一个重要原因是当官没有多少经济好处

为什么大部分在澳的华人主要从事商业、教育等领域活动，而从政的人不多呢？

黄市长分析说，一般来说许多华人是第一代移民到澳大利亚，他们需要建立经济基础，首先要有一个稳定的生活。而在澳大利亚，参选政府公职需要花钱，最少也要花去几万澳元用于宣传等选举事务，而当选后，也不要在经济上有“十万雪花银”的指望，市长的年薪不过8.4万澳元(大约为40万元人民币)，这个数目在澳大利亚的个人收入中并不高，有很多华人自己经营生意挣得远比这多，所以他们也不愿放弃自己的事情来参选公职。

此外，竞选需要候选人能进入主流社会，也只有进入主流才有可能参加当选，在一个白人居多的社会里，华人移民要想进入当地主流社会需要经过很长时间，而且能进入的毕竟还是少数。

对于黄国鑫先生来讲，从政的一个主要目的还是获取精神层面的满足感。他说：“我要通过竞选证明虽然我是少数民族，但我有能力当选，而且在这个位置上做得很好，更好地回报社会。同时也证明澳大利亚多元文化的特性。”

第一次竞选遭遇示威，一小撮人高呼“不要华人当市长”

黄国鑫先生担任市长的路也不是一帆风顺的，1997年当他第一次出来竞选的时候，就遭遇了一次滑铁卢，搞得他很沮丧。

“当时首先让我失望的是，一位华人也站出来反对我，”黄市长说，“我到现在也不清楚他反对我的原因。虽然他的反对并没有起到决定性作用，但有很大的负面影响，给人的感觉是，你看看，连中国人自己都不支持中国人，还当什么市长。”

种族歧视也阻碍了黄国鑫的当选。少数的极端分子在他的办公室前示威，打烂了他办公室的玻璃，还写出“不要中国人当市长”等明显带有歧视性语言的标语。那一次竞选黄国鑫最终落败，在沮丧之余他也反思是否下一次还要竞选，经过分析，他发现其实他的支持率还是很高的，只是没有达到50%的法定当选票数，因此如果坚持下一届再次竞选，胜算的可能性还是很大。

果然，2000年，黄国鑫凭着不屈不挠的精神第二次竞选，并以58%的高票胜出，其他四个候选人得票加起来也没有超过42%，黄国鑫如愿以偿担任阿德莱德市长。

成功的三要素：本事、人事、天时

华人在阿德莱德只有2%，但仅仅依靠华人的选票黄国鑫是不能成功的。他总结，成功的要素有三：本事、人事、天时。

“很多人担心华人参政会不会受到歧视，以我个人的经验是不会。虽然确实有少数人有种族歧视，增加你参政的难度，但这不是决定性的。最重要的是你自己是否有这方面的才能，是不是华人并不重要，大部分选举人教育素质比较高，也很理性，他们选你最主要的还是看你的本事，能否胜任。”

黄市长的成长经历在描述着从政的一些重要条件：他身为工程学和商业管理双硕士，曾在阿德莱、悉尼、墨尔本以及国外的许多主要基础设施项目中担任土木工程师和高级经理的职务。黄国鑫先生最初于1992年被选举为阿德莱德市政厅议员。在任职市政厅期间，黄国鑫先生曾当选多个委员会的主席或副主席职位，并两次被市政厅选举为副市长。市议员和副市长的经历不仅提高了他的知名度，而且也让选民相信：他是一个在行政方面有经验的、能承担更多责任的候选人。

同时，黄国鑫也承认，保留在他身上的中国的传统习惯、生活方式也对其成功从政产生了影响。“中国人做事认真、勤劳、负责，而我能利用中国人的优点配合西方人的优点，做一些事情。”当然他也强调，实际东西方的各种特点已经在他的身上融合到了一起，现在很多东西很难区分出哪些是东方的，哪些是西方的。

当市长头疼的是解决行政的效率问题

一般人士可能想象不到，澳大利亚的市长权力和中国的市长权力有很大的区别。2000年，一位访问澳大利亚的中国政府官员幽默地将澳大利亚的市长比作是“街道办事处主任”，虽然这种比喻并不太准确，但它形象地描述了澳大利亚市长的职权特点：职权小，责任少，管辖的人口少。

在澳大利亚，市长甚至不被认为是一个全薪的职位，那意思市长有时候也可以是个兼职。市政府的职能主要是城市立法、规划和建设，不会出现政府直接管企业的情况，以往传统上由政府管理的电力、电话、供水等现在都私有化，政府也不管了。“从这个角度讲，澳洲的市长责任少，所以也轻松一些。”黄市长说。

但这种政府体制有一个特色：由于是民选的市长，所以在做任何一项决策前，都很难“暗箱操作”，要受到不同方面的压力，这样做的优势在于更多地听取民众意见，减少不稳定因素，但缺点也很明显，即人多嘴杂，行政效率的低下。“比如我们现在规划在阿德莱德修一条路，此前要通过媒体向公众征求意见，还要召开大众会议讨论，至今，这条路还只是一个规划，陈列在市政府里。”

中国人到澳洲学习也能刺激当地经济

黄市长在阿德莱德市的另一个职务是该市教育促进部董事会主席，他此次来中国的主要目的是宣讲该市的教育，包括高等教育和职业培训，吸引更多的中国人去澳大利亚读书。但他也承认，中国人到澳大利亚学习，并不意味着澳洲的教育就一定比中国好，出去学习更重要的是开眼界。

“其实，中国目前在科学、工程很多方面的教育不低于西方，比如北京的高楼、铁道等硬件设施，建设都比澳大利亚好。但在服务和管理等软件方面，澳大利亚就有一定的优势。所以澳中两国在教育上有一定的互补性。”

同时，中国的有限教育资源和人口较多一直是一对大矛盾，但澳大利亚在这一方面相对较丰富，所以中国人去澳洲学习是解决教育资源稀缺问题的一种方法；当然，教育的输出也能给阿德莱德带来巨大的经济好处，毕竟，留学生在澳洲生活需要吃、住、行，澳洲人少，内需有限，而有更多的中国人到来，能刺激经济。

更重要的是，中国人有机会去国外学习，会大开眼界，接触不同的文化，不管将来是在澳洲居留，还是回中国创业，都会对当地社会做出贡献。黄国鑫说：“我是一个中国人，也曾经是一个留学生，当年我敢于接受挑战，做到了今天这样。中国人很勤劳，我对中国的下一代有信心，许多人能力很强，如果我都能做到，他们为什么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