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西兰
我宁肯相信，佐利克和世界银行的专家们并不是诚心要对中国下“毒药”，他们很可能是真心地研究了问题，善意地提出了建议。但是，当一个肥胖症患者把一付减肥药方推荐给一个大病初愈正在复原的气血不足者，就实际
我宁肯相信，佐利克和世界银行的专家们并不是诚心要对中国下“毒药”，他们很可能是真心地研究了问题，善意地提出了建议。但是，当一个肥胖症患者把一付减肥药方推荐给一个大病初愈正在复原的气血不足者，就实际结果而言，真心和祸心，善意和恶意，还有区别吗？感谢世行行长佐利克先生的报告发布，也要感谢杜建国先生的闹场抗议，“2030年的中国”之议，一夜之间成了舆论热点。
报告全文刚刚公布，这个时候谈论谁看懂了谁没看懂意义不大，完全读懂这份近500页的报告不容易，但似乎也不能将完全读懂作为表达意见的资格门槛，排斥那些凭基本事实就做出断定的发言。
若名古屋市长河村隆之明天写出一部500页的“1937年的南京”，可以肯定，人们不必通读全书即可断定他的主要意思。
世界银行，作为一个在世界经济体系中行使特殊功能的金融机构，其基本立场和世界观是固定不变的，中国的问题再特殊，也不能指望它完成一份与其根本的宗旨、目标和任务相违背的报告。
罗伯特.佐利克，以其高盛集团国际部副主席、美国贸易代表、副国务卿的资历和身份，其基本立场和世界观也是坚定不移的，对中国再了解再友好，也不能期望他提出一套与其核心的思想和理念相对立的建议。
什么是世界银行的宗旨、目标和任务？什么是美国政府的核心的思想和理念？什么是华尔街资本主义？世界银行和美国政府在对发展中国家提供帮助时，它们一定会连带哪些制度、规则和政策方面的要求作为附加条件？对这几个问题是否清醒、是否还记得，至少与是否通读了报告全文、明白了主要内容同等重要。
世界银行与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共同完成的这份报告，全名叫做《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报告宣称，它的目标旨在帮助中国在未来20年里完成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国家的过渡。
为了实现这个过渡，由佐利克先生领导的这个小组为中国的未来发展提出了六个战略性的方向：1、推进结构性改革，通过调整政府与市场及民营部门的关系，强化“市场经济的基础”；2、加快创新步伐，创建开放型的创新体系，推动中国企业参与全球研发网络进行产品与工艺创新；3、抓住“向绿色进发”的机遇，使绿色发展成为持续高速增长的动力；4、通过在就业、金融、高质量的社会服务、随身的社会保障等方面提供均等的机会，扩大面向全民的社会保障；5、通过确保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金融体系改革，加强财政体系；6、通过使中国成为全球经济中一个更积极的利益攸关者，寻求中国与世界的互利共赢关系。
如果只从报告本身来看，各方面都很正常。时机是好的，中国的改革到了一个关键时刻，迫切需要新思路、新途径，集思广益提出整体方案谁能说不好？目标也是好的，把中国建设成“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谁说这不是中国所需要的？内容也应该是好的，这些建议既有思想理论上的基础，也有实际经验上的基础，世界银行的专家加上中国的专家，其中包含的专业知识都是过硬的，没有哪个建议让人一眼就看出来是包藏祸心，另有图谋。
但为什么会引起很大争议呢？为什么有人激烈反对呢？表面上看不出来有明显问题的建议，为什么会被认为问题严重，甚至就是包藏祸心另有图谋呢？
其实，归根结底，还是由于自由资本主义理论本身的两面性造成的。自由在高处，贵族的自由与奴隶的自由不是一回事，统治者的自由与被统治者的自由不是一回事，关于权力的自由与关于权利的自由不是一回事，先发国家的自由与后发国家的自由不是一回事，进攻型国家的自由和防御型国家的自由不是一回事。
我多次说过，对于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关于两种自由以及自由主义两个面孔的问题如果认识不清，在所有重大的国家和社会问题上都会发生混乱。
具体到这份基于自由主义理论的世行报告，可以说，它既是对的，也是错的。
如果当今中国已经解决了国家权力和自由的问题，成了一个与美国等西方强国平起平坐的“权力主体”，甚至成为了“统治联盟”的一部分，在国际社会金字塔中稳坐山顶，不再需要靠防御性的“国权”来维护国民的“民权”，那么，这份报告所发现的问题和提出的解决方案基本上都是对的。减少政府的权力，扩大民间的自由，一切都模仿自由主义的美国，逐条照着做，都没有问题。
但遗憾的是，这个前提条件并不存在。现实是，在当今全球体系内，中国仍是一个后发国家，一个防御型国家，一个主要是通过维护权利获得自由而不是通过增强权力获得自由的国家，因此，是一个决不能贸然弱化国家权力而采纳自由放任政策的国家。
在这样一个现实当中，与美国不在同一个“等级”的中国要求美国和美国主导的世界银行提供发展建议，能够指望得到什么呢？他们会向你提供一整套如何增强权力、反抗压迫、改变现行秩序、最终跻身“统治联盟”列强之一、通过占领顶峰获得自由的方案吗？
我宁肯相信，佐利克和世界银行的专家们并不是诚心要对中国下“毒药”，他们很可能是真心地研究了问题，善意地提出了建议。但是，当一个肥胖症患者把一付减肥药方推荐给一个大病初愈正在复原的气血不足者，就实际结果而言，真心和祸心，善意和恶意，还有区别吗？
一份世行报告，再次引出了自由主义两重性的问题。无视现代化进程中的先发-后发差距，以及全球体系中上层-下层等级秩序，怎么看，自由主义理论和方案都是对的。
而一旦正视这个现实，所有推荐给后发/下层国家的自由主义理论和方案，就大可质疑了。可以说，无论善意还是恶意，无论专业还是不专业，从根本上来讲，都是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