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西兰“红灯”下的红灯区…是铤而走险还是忍受困苦
在新西兰
性工作者历来是在红灯下交易的，可是新冠疫情的“红灯”阶段下，他们之中许多人为了钱苦苦挣扎，弱势的人甚至陷入险境。基督城性工作者Riley现在面临一个艰难抉择——是铤而走险接客，还是困苦生活？“我要去工作吗，即使目前病例这么多？要去工作来养活自己和靠我的收入生活的家人吗？需要权衡这些决定，真的很难。”新西兰性工作者联合组织的社工Sue Merrett表示，新冠危机让城市里的许多红灯区陷入乱局。“很糟糕，一片死寂。就像炸弹袭击了一样。其实第一次封城之后就再没复苏过，对他们来说真的很难。”Merrett表示，她担心弱势的性工作者为了生存可能会铤而走险。“女孩们要看人的疫苗证书，如果恩客没有，那就有点为难——可能刚好跟他们困在一辆车里，他们可能会咄咄逼人什么的，这种情况已经发生过了。”有些性工作者就靠食物救济，还有些人被迫放弃这个行当，领失业金。为了降低感染风险，Riley大大削减了客户数量，转而见一些常客，TA与这些人已经建立起信任、有选择的和彼此尊重的关系。每次见面，都做了详细记录，包括日期和时间，电话姓名以便追踪，尽管对疫苗证书的担忧已经打破了匿名的不成文规定。“我这一辈子，都是在努力降低风险的同时在生存。”惠灵顿性工作者Hana主要靠巡游挣钱，但她打算就在家附近，少见一些客人来降低感染新冠的风险。“如果在巡游，就要去不同的酒店，我不想被困在酒店，不想在没有收入的情况下还要付酒店的钱。”“另外，我有两位祖父母身患癌症，我也担心如果我染病了，可能会严重影响他们。”Hana坚持要看客人的疫苗证书，要佩戴口罩，而且不允许亲吻。“这就没了亲密感，所以他们当然会尝试，说拜托了，摘了口罩吧，但是不行。他们进门之前我就跟他们说好，不可能的。”Hana就要完成硕士学位的学习了，如果收入没了，她打算用一点积蓄。“我现在处在一个有优势的位置。我知道行业里的其他人并没有这个优势，他们很挣扎，真的不忍心看。”性工作者联合组织的社区联络人Cherida Fraser称，Omicron在全国传播来开的时候，性工作者的电话就一片死寂。“许多人不知道收入从哪里来，对他们来说真的挺可怕的。”Fraser称，他们还遭受着由来已久的错误观念，即他们是疾病载体。“性工作者其实是很好的公共卫生教育者，他们一直用安全套。他们认真对待卫生问题，他们很早就接种新冠疫苗，接种率也很高。”“疾病载体的说法完全是错误的观念，不准确、不公允也很过时。”Omicron的到来恰逢30年来最高的通胀时期，许多性工作者陷入岌岌可危的经济困境。有些人在疫情期间，能通过营销电话性爱、拥抱平台（在平台上发布成人照片和视频来收取订阅费）来安全挣钱。但营销网络内容是个脆弱的生意，要靠吸引和增加订阅者，而且这些人还得是人人勒紧腰带过日子的时候还愿意花钱的人。Cherida Fraser表示性工作者还在把生意多元化。“他们给常客出售穿过的内衣、裸照等，但要做这些也得有粉丝和客户。”2003年，新西兰将卖淫除罪化，因此性工作者在疫情期间是可以合法获得政府的财政支持的。Fraser称，许多自雇的性工作者领了工资补贴，但这个补贴到去年12月就终止了，还有些人申请了失业金。她说，去年奥克兰封城边境违规时，这个职业被不公正地拎出来，这也凸显了长期以来的歧视和恶名，也正是这些阻止了大家获取应有的权益。“许多人担心一些永久记录将会导致的长期后果，无论是在工收局还是IRD的记录。”Fraser补充说，移民工作者尤其弱势，因为他们没有相同的收入支持。Riley称，因为官僚作风，跟工收局、IRD之类的机构打交道很难。“IRD和工收局都没有清晰的渠道来声明零工，除此以外还有歧视，所以我很厌恶跟这些机构打交道，更别提争取我可能能够申请的疫情财政支持。”“我感觉，我被这些障碍推入了风险很高的境况。”联合组织的Sharon Harris透露，尽管困难重重，性工作者有时候也会惊讶于他人的善意。“能听到那些客人送日杂食物的暖心故事。是那些意外的善意之举。”Riley知道，如果感染新冠，并不会独自受难。“如果我感染新冠，社区会在。他们真的很特别，也很重要，因为作为边缘社区，我们会彼此守护。”*为了身份保护，性工作者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