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转贴:有一种爱我们还很陌生 余 虹

在澳大利亚旅行风光



有一种爱我们还很陌生
余 虹
　
　
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枪击事件发生的时候我正在波士顿大学做访问学者。一位凶手开枪打死了32个人，凶手本人也饮弹自尽。刚听到这一消息时有些震动，毕竟死了那么多人，但震动很快过去了，因为这种事听多了见多了；当风闻凶手是中国人时有些不安，毕竟自己是中国人，仿佛自己也脱不了干系，但不安很快消失了，因不久便有更正，凶手不是中国人；再听说美国人在悼念活动中连凶手一起悼念我惊讶了，这惊讶久久不能平息。
一天在去波士顿大学的途中一位同行的中国留学生对我讲了事发第二天晚上他们社区的守夜祈祷。她告诉我在守夜仪式上他们点了33根蜡烛，为33个生命祈祷，这让我惊讶。她向我转述了守夜仪式上人们的悲伤以及它们的言谈，其中一位牧师的话让我惊讶。这位牧师看着33根蜡烛说：“这里的每一根蜡烛都象征着一个生命，它们现在都很平静，我相信他们都在上帝那里得到了安息。当那位凶手在开枪的时候，我相信他的灵魂在地狱里，而此刻，我相信上帝也和他的灵魂在一起，他也是一个受伤的灵魂”。之后我又看了一些相关报道，这些报道继续让我惊讶。在弗吉尼亚理工大学4月20日中午举行的悼念仪式上，放飞的气球是33个，敲响的丧钟是33声。次日，安放在校园中心广场草坪上半圆的石灰岩悼念碑是33块，其中一块碑上写着“2007年4月 16日赵承熙”。赵承熙的悼念碑旁边也放着鲜花和蜡烛，还有一些人留下的纸条。其中有两个纸条这样写着：“希望你知道我并没有太生你的气，不憎恨你。你没有得到任何帮助和安慰，对此我感到非常心痛。所有的爱都包含在这里。劳拉”；“赵，你大大低估了我们的力量、勇气与关爱。你已伤了我们的心，但你并未伤了我们的灵魂。我们变得比从前更坚强更骄傲。我从未如此因身为弗吉尼亚理工学生而感到骄傲。最后，爱，是永远流传的。艾琳”。
后来，我在网上和报上发现，不只是我一个中国人对美国人的做法感到惊讶和意外，很多中国人都如此。就在我听到那位波士顿大学中国留学生对守夜仪式的转述之后，我便打电话问了国内的几位研究生和朋友。我的问题是：“如果我们要为这次事件举行一个悼念仪式，我们会烧几柱香？”他们几乎不假思索地回答：32柱。当我告诉他们美国人的做法时，他们也惊讶了。于是，一个问题缠绕着我，让我久久不能平静：“33”这个数字为什么让我们惊讶？为什么我们只想到“32”而想不到“33”？那让我们惊讶和意外的“33”究竟意味着什么？没有“33”的地方缺少什么？为什么我们只有 “32”的悲伤经验，而没有“33”的悲伤经验？换句话说，为什么在我们的悲伤经验中没有凶手的位置？为什么凶手理应是愤恨的对象，而非悲伤的对象？
悲伤的经验起于爱，我们因爱被害者而悲伤，当悲伤将凶手包含在其中时，爱同样给予了凶手。我们所惊讶并陌生的就是这种爱：对凶手何以不恨而爱？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爱？
在枪击事件发生后，我们至少看到三种截然不同的感受与反应：第一种是为受害者悲伤，憎恨凶手，这是最为通常的悲伤经验，它的前提是善恶区分，特点是爱憎分明；第二种反应因受害者是敌人而幸灾乐祸，这里没有悲伤只有快乐，没有爱只有恨，它的前提是敌我区分；第三种反应是既为受害者悲伤也为凶手悲伤，它的信念是一切生命都有同样的价值，或者说生命的价值高于一般的善恶敌我区分的价值。我们熟悉第一、第二种，而惊讶陌生于第三种。那第三种感受与反应中就有我们不熟悉的爱。于是我想问：我们熟悉的爱是什么？它与我们不熟悉的爱有什么不同？我们熟悉的爱乃有分别的世俗之爱，不熟悉的爱乃无分别的神圣之爱。
一般来说，世俗之爱主要有两种形式：1、以亲疏敌我区分为基础的爱；2、以善恶是非区分为基础的爱。第一种爱是最原始本能的爱，是本能的自我之爱或自爱，它的基础是利害关系，即对我有利者爱，对我无利者不爱，对我有害者恨；对我有大利者大爱，对我有小利者小爱；对我有小害者小恨，对我有大害者大恨。由于血缘关系是最原始本能的利害关系，所以血缘上的亲疏远近决定了爱的等差或爱与不爱，而当亲疏关系恶化为敌我关系时，等差之爱便转换成了恨与爱的对立。通常的自私自利、狭隘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地方主义中深藏的就是这种爱，而所谓阶级斗争中也活跃着这种爱。在这种爱的背后可能潜藏着对他国、他族、他乡、他人、别的阶级的疏离、冷漠、甚至仇恨。这种爱是我们最熟悉的爱，也是我们习以为常而在无意识中践行的爱。在那种因受害者是敌人而幸灾乐祸的感受中，我们看到了这种爱的极端样式。第二种爱是文明程度很高的爱，它的根据是社会正义和道德善恶，即对义者爱，对不义者不爱，对大不义者恨；对善者爱，对小恶者不爱，对大恶者恨。这种爱也是我们所熟悉的，在为受害者悲伤而怨恨凶手的悲伤经验中，我们看到的是这种爱，在狭隘的道德主义情感和律法主义情感中我们看到的也是这种爱。
显然，让我们惊讶的爱是另一种爱。这种爱超越了所有世俗之爱的偏爱与选择，它不以亲疏敌我，义与不义、善恶是非的区分为前提和条件，它爱人如己，爱义人也爱不义的人，爱善人也爱恶人，“33”这个数字就是这种爱的见证。这种爱只有爱而没有恨，那是一种来自基督启示并在长期的信仰实践中培育起来的神圣之爱。
一种“爱敌人”、“爱恶人”的爱的确让我们惊讶，一种“与恨彻底割断了牵连”的爱的确让我们意外。尽管在我们的传统中也有宽恕、大度、以德报冤、相逢一笑泯恩仇的美德，但却是一些太过脆弱的美德，它不仅缺乏强大的文化观念支持和信仰实践的支撑，更是在以牙还牙、爱憎分明的腥风血雨中不堪一击。
“恨”是一种原始的非理性情结，也是一种传统的道德理性情结，它们都寄生于世俗之爱。爱亲友与恨敌人二位一体，于是有“对敌人的同情就是对同志的残忍”之论；爱善人与恨恶人一体不可分，于是有“疾恶如仇、爱憎分明”之说。有爱就有恨，仿佛天经地义，亘古不移。然而，十字架上的真理却见证了另一种爱，一种与恨分离的爱。耶稣说：“爱你们的敌人并为那些迫害你们的人祷告。┅┅天父的光既照好人也照坏人；天父的雨既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马太福音》）耶稣一生的讲道与践行都在向人们启示这种无条件、无分别、化恨为爱的爱。这种爱经过两千多年的基督信仰传播，已成为西方文明中最有价值的一部分，并铸造了一种相当普遍的信念和实践态度，于是才有了“33”那个令我们惊讶的数字。
一种化恨为爱的爱不是一种与社会正义冲突的爱，不是一种不要社会正义的爱，而是一种在正义的要求与实施中将爱贯彻到底的爱。一个有圣爱情怀的人也会主张惩罚凶手，因为一个人必须为自己的罪行承担责任，这是社会正义的基本要求，但他不会怀着对罪犯的仇恨来实施这种惩罚，而是在惩罚中有一种巨大的悲伤和怜悯，他会因一个生命被罪行所毁而痛惜，他会为罪人的不幸堕落而伤心。这种爱对己是一种悲剧性的告诫，因为自己也可能犯罪；对罪犯是一种同情式的惋惜，它会撼动罪犯内心那顽固的恨。与之相反，如果我们把惩罚罪犯的正义要求变成对他的深仇大恨，把对罪犯的惩罚变成一种泻恨的方式，恨就不仅会中断我们对自己可能犯罪的警醒，还会强化我们由正义要求而滋生的恨。至于对罪犯，这种恨会让他更为凄凉地走上不归路，并与自己的恨纠缠不清。
其实无论是民众对凶手的恨，还是凶手对被害者的恨，都可能是一种出于正义要求的恨。赵承熙杀人的直接心理意向是恨。在遗书中他说：“你们要什么有什么。光有宾士轿车还不够，你们这些被宠坏了的家伙，有了金项炼还嫌不够，有了伏特加酒和干邑白兰地酒还嫌不够，你们放浪形骸还嫌不够。”在录像带上他充满怨恨地说：“你们原本有1000亿个机会可以避免今天这种下场，却把我逼到墙角，让我只剩下一个选择，这是你们自己决定的。”显然赵承熙的恨出于他对社会公义和道德之善的坚持，这种恨的积累使他失去了以恰当的态度来对待不公与不善的理性，最后致使他疯狂地走向犯罪，并将这种犯罪看作是伸张正义的壮举，为此他才说：“我死得像耶稣基督一样悲壮，得以启发后世的弱者和弱势族群。”赵承熙的凶杀让我想起了三年前杀死四位同学的马加爵。在执行死刑前记者问他：“你是想通过杀人发泄什么？”马加爵回答：“恨，反正那段时间真的是很恨他们。┅┅他们不光说我打牌作弊，而且说我平时为人怎么怎么样。他们说的与我一直以来想像中的自己很不同，我恨他们。”记者又问：“有没有想过去和他们谈谈，交换一下看法呢？” 马加爵回答：“没想过，不可能的，当时只想到恨。┅┅那段时间每天都在恨。必须要做这些事，才能泄恨，至于后果是什么，没去想。”[1]在遗书中他说：“我决定给那些歧视穷苦人、蔑视穷苦人的人一个教训，我决定给那些无情践踏、残忍蹂躏穷苦人人格尊严的人一个教训。”显然，马加爵的恨也有道德正义的理由：人格尊严不容侵犯，他也把杀人看作伸张正义的方式。
恨是一种非常危险的非理性激情，不管它来自何处，都可能导致罪，尤其是来自正义要求的恨。历史上形形色色以“正义之剑”杀人的罪实在是太多了，马、赵只不过是其中的小巫而已。以伸张正义之名而产生的恨可能导致十分邪恶的罪，于是，爱的问题最终将我们引向恨的难题。恨是一种非常隐蔽而顽固的罪恶之因，尤其是在正义的名义之下，因此，重要的不是道德上的是非，而是心理上的爱恨。也许，如何消除恨？才是杜绝罪恶的首要问题。显然，只有爱可以否定恨并战胜恨，而恨不仅不能否定恨和战胜恨，还是滋生恨的土壤，所谓“因恨生恨”。世俗的爱恨情仇之所以轮回不已，其主要根源就是它们之间割不断的纠缠。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不就在这种爱恨情仇中轮回吗？
与33根蜡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马加爵被枪决后的骨灰至今还孤独清冷地在那里没人收留，包括他的父母。马加爵的父亲说：“骨灰我们不要了，就当我们没有这个儿子，让一切都过去吧！”马父真的不想要儿子的骨灰吗？马加爵所在村子的村主任马建伦对三年后来采访马家的记者说：“马建夫一家老实本份，善良处世，但马加爵这个事天下皆知，让全家背上恶名，再把骨灰弄回来，他们怕再被人指脊梁骨啊！”[2]不单有普通人指脊梁骨，还有社会机构的歧视，甚至执行死刑也不通知家属。种种不光彩的压力都让这个父亲难以坦然地处理儿子的后事，以至于马加爵的姐姐在听到弟弟被枪决后绝望地恳求社会和人们：“我们会接受事实，但却有一个请求：请善待我们！”
与马加爵家人的不幸遭遇相比，赵承熙的家人就幸运多了。因为在美国社会的大多数公众眼里，他们也是受害者，甚至是更大的受害者。当赵的姐姐代表家人公开道歉后，马上有人在网上回帖说：“这不是你或你家人的错误。”我在前面提到的那位波士顿大学的中国留学生还告诉我这样一件事。有一次她和一位美国教授谈起这次凶杀事件，脱口而出说这次凶杀让32个家庭失去了亲人，这个教授马上纠正她说：“不，是33个家庭失去了亲人”。对凶手及其家人的宽容，在美国已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精神。1991年在美的中国留学生卢刚开枪打死了5名教师和同学，最后自尽。事后第3天，受害人之一的副校长安妮女士的三位兄弟就发表了一封给卢刚家人的公开信，信上说：“安妮相信爱和宽恕。我们也愿意在这一沉重的时刻向你们伸出我们的手，请接受我们的爱和祈祷……此刻如果有一个家庭正承受比我们更沉重的悲痛的话，那就是你们一家。我们想让你们知道，我们与你们分担这一份悲痛……”
一个经过了神圣之爱洗礼的社会，是一个共同以爱来承担罪恶与不幸的社会，是一个化解仇恨的社会，那里的人有福了；一个没有经过神圣之爱洗礼的社会，是一个爱恨情仇轮回不已的社会，在此人们不仅世世代代饱尝了世态之炎凉和仇恨的苦果，也混混噩噩地参与了这种炎凉与仇恨的铸造。唉，十九世纪德国诗人里尔克的诗句又在我的耳边响起来了：
　
既不了知痛苦
亦不懂得爱
那在死中携我们而去的东西，
还深深地藏匿。
　
这，还是中国人的历史命运吗？什么时候那陌生的爱才会进入我们的灵魂？才会成为中断爱恨情仇轮回的力量？　
　
2007/5于波士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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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虹之死的启蒙意义！ 文章提交者：junli6363
　　
　　　　余虹之死是这个寒冬里最让人震惊的事件，这是一个真正的悲剧——一个震撼历史和人心的悲剧！
　　　　
　　　　余虹之死没有让我们轻贱生命，而是告诉我们：生命的最可贵之处是什么！自由和尊严对于一个真正的人是多么重要——这个问题被我们的集体无意识拒绝了整整半个多世纪！
　　　　
　　　　余虹之死没有让我们惧怕死亡，而是激发我们面对死亡的勇气和决绝，他用极端的方式告诉我们：死是一种值得尊敬的存在方式，是一种被生更壮烈的生命！
　　　　
　　　　余虹之死不是一个纯粹的自杀事件，而是一个必将穿越历史隧道的耀眼的文化符号。他的死代表了一个启蒙和觉醒的时代的到来。正如谭嗣同之死！正如王国维之死！
　　　　
　　　　远远不止这些！谭嗣同和王国维代表的是作为集体意识的文化先觉，而余虹代表的是个体的、孤独的、自由精神的觉醒，是大陆中国第一个个体生命意识的觉醒和绝望！
　　　　
　　　　余虹之死把我们作为幸福和幻觉之本的谎言彻底戳穿，把那个我们以为轻松回避的问题——自由和尊严，重新放在我们肩上。余虹之死是一个杠杆，另一头撬起的是整个民族堕落的灵魂！
　　　　
　　　　对于余虹之死，我们要表达的不仅仅是尊敬，而是作为苟活者谦卑的反省——余虹是替我们而死，或者，他是被我们杀死！
　　　　
　　　　如果我们每个人都不做沉默的大多数，如果我们每个人都严正地拒绝谎言，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放弃犬儒主义，勇敢地承担起道义的责任，余虹也许不会被杀或者自杀！
　　　　
　　　　一百年！中国人的思想水平迂回、曲折，走了一圈却退到了原地，回到了谭嗣同和王国维之前的时代！余虹之死开启了另一类——人本主义——启蒙！也许这一次是真正的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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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王国维到余虹：学者以死赎自由 文章提交者：笔力思
　　
　　公元2007年12月5日中午1时，余虹教授在余虹从自己住宅楼的10层完成了自己生命的最后一跃,给自己的生命画上了句号。
　　　　　　
　　余虹曾于9月13日更新最后一篇博客《一个人的百年》发出“自杀不易 活着更难”的感慨，其中写道：
　　　　
　　事实上，一个人选择自杀一定有他或她之大不幸的根由，他人哪里知道？更何况拒绝一种生活也是一个人的尊严与勇气的表示，至少是一种消极的表示，它比那些蝇营狗苟的生命更像人的生命。像一个人样地活着太不容易了，我们每个人只要还有一点人气都会有一些难以跨过的人生关口和度日如年的时刻，也总会有一些轻生放弃的念头，正因为如此，才有人说自杀不易，活着更难，当然不是苟且偷生的那种活。
　　　　
　　这让人不禁想起，80年前，那个举身赴清池的神州大儒——王国维。1927年6月2日上午，告别清华园，到颐和园内的鱼藻轩前，自沉于昆明湖。在其内衣口袋内发现遗书，云：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敛，即行藁葬于清华园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寅恪）、吴（宓）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至饿死。
　　　　
　　与之心灵相通的一代文化昆仑陈寅恪，为其撰写碑文曰：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固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一以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世，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碑文中提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十个字，近百年来依旧只能在神州大地上空空飘荡，成为多少学人永远的梦想和心灵追求。
　　　　
　　众所周知，中华民族是一个古老而悠久的民族，她在创造几千年传统文化的同时，亦积淀了过于厚重的历史文化沉疴，而专制思想便是其最为显著的表征。封建社会的专制政体及其文化传统留给人类最大的灾难，就是扼杀人的个性思想和独立不羁的人格，通过政治强权和道德教化培养人的奴性意识，使人丧失自我。而人一旦丧失自我，失去了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思想，剩下的就只有奴性意识了。
　　　　
　　1913年，陈寅恪在《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一文中，把独立精神与民族精神联系起来。陈寅恪在此文中写道，求中国学术之独立“实吾民族生死一大事”。针对当时学术不能独立的现状（当今更甚），陈寅恪认为“吾国大学之职责，在求本国学术之独立”。对于学术不能独立的状况，陈寅恪十分悲愤。1929年，他在北大史学系毕业生赠言中写道：“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 （《近代中国史学昆仑：陈寅恪传》）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以王国维、陈寅恪、胡适等为代表的中国学人曾为学术的自由独立做不懈的追求，他们曾发出“不自由，勿宁死”的呐喊，不少人是终其一生的努力，哪怕到最后以身殉之。
　　　　
　　历史常常会惊人的相似，时间走到21世纪的今天，我们还在重复着昨天的悲剧。80年的光阴两头，同样的年岁时刻（王国维1877年—1927年，余虹 1957年—2007年，都是学术鼎盛时期的知天命之年），两个中国学人，以同样的方式（自杀）结束自己的生命，来告别这个让他们痛苦的世界。
　　　　
　　每个人无法选择自己的生，但可以选择自己的死，能勇敢面对死亡的人，是值得尊敬的人。但正如有人说“一切自杀都是他杀”，当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只能以死来赎自由的时候，这不能不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悲哀。近一百年过去了，还没有丝毫的改观，这不能不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悲剧。
　　　　
　　时代呼啸前行，可人们生存的境遇尤其是以自由为命根子的学术研究的境遇，却原地踏步，我们能说什么呢？惟有内心深似海的悲痛。
　　　　
　　在神州战火凄迷的1938年，诗人艾青写到“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可是我们要问的是，从那时到如今，这块土地为什么总让人眼里常含泪水呢？
　　　　
　　百年之下，“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依然只能是中国学人心灵 的追求。
　　　　
　　希望不再有下一个王国维／余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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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大教授余虹自杀的“尊严与勇气” 文章提交者：王二
　　
　　在我大四那年，爷爷奶奶相继去世。后来每一年回家，给亲人带礼物的时候，我都会感到内疚和难受。因为读大学的时候，我就常常想，毕业以后的第一笔工资，要给奶奶买个助听器。可是在我毕业前的几个月，奶奶却永远的去了。虽然遗憾，但这也让我多少懂得了生命的价值。我们活着并不只为自己，还可以爱别人，或者给别人一个爱自己的机会。
　　
　　最近人大教授余虹去世了，是自杀。很多网友对他的选择给予了尊重。他的自杀也被赋予了哲学意味。当然，这是一种勇敢的行为。“你可以杀死我，但是不能打败我。”关于自杀，不太记得米兰昆德拉在哪篇小说里，借主人公的口表达过：每个人在成年礼的时候，都应该被赐予一粒毒药，当一个人确信自己可以随时有尊严地死亡的时候，他就更能够有尊严的活着（大意应该如此）。我不知道余虹教授能有尊严的死，为什么不能选择有尊严的活着。
　　
　　余虹教授的同事张鸣教授，在他一篇应该是悼念的博文里说：“的确，一个有良知的学者，活在今天，有时候感觉活着比死还难——难受。”所以他理解余虹的选择。我不知道，对于对于一个有良知的学者、一个知识分子来说，这是一个怎样的时代。阎真的《沧浪之水》里有讨论过知识分子的困境，也是大学教师的刘跃进说，在一个按实力分配利益的社会高唱理想是可笑的，生活过的很差的他，在讲台上真的不知道怎么开口。于是他选择了向现实和金钱低头，对于一个知识分子来讲，或许那是另一种没有尊严的死亡。从这个意义来看，余虹教授的自杀的确是“尊严与勇气的表示”。
　　
　　可是这样的死亡，或许只是一个人的胜利吧？知识分子存在的价值之一，不就是为芸芸众生寻找生存的意义么？在这样一个高唱理想已经成为可笑的年代，我们更加需要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坚守，并且点起希望的篝火，哪怕是很微弱。而因为艰难就用死亡来逃避，并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所以，“就这么站着，令某些人讨厌地站着，除非有人把我干掉”的张鸣教授，也许更加值得尊重。
　　
　　（我这样一个世俗的人，或许永远理解不了余虹教授的内心。他的选择只是他一个人面对这个世界的抗争和救赎。对于一个不愿意做“蝇营狗苟的生命”的余虹，过多的议论是一种玷污。和张鸣教授一样，祝福他去到一个只有上帝和天使的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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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教授（博导）跳楼，是悲剧还是喜剧？ 文章提交者：朱鲁子
　　
　　2007年12月5日中午1点左右，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年仅50岁的著名的余虹教授（博导）从他所居住的世纪城小区楼上坠下身亡。警方排除他杀嫌疑，即，余虹教授乃自杀。
　　
　　教授自杀，在现代中国是比较罕见的，也是令人难解的。因为，在世人眼中，教授都是些功成名就，光环满身的人，他们选择自杀，不像那些涉世未深的大学生的一时糊涂，必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正因此，我们对教授的自杀行为，就很难用“悲剧”来定性。如果不是悲剧，难道是“喜剧”不成？恐怕也很难说。那么，具体到余虹教授的自杀，到底是悲剧还是喜剧呢？！
　　
　　我认为，这需要具体分析。据说，余虹教授曾于9月13日更新的最后一篇博客——《一个人的百年》中写道：事实上，一个人选择自杀一定有他或她之大不幸的根由，他人哪里知道？更何况拒绝一种生活也是一个人的尊严与勇气的表示，至少是一种消极的表示，它比那些蝇营狗苟的生命更像人的生命。像一个人样地活着太不容易了，我们每个人只要还有一点人气都会有一些难以跨过的人生关口和度日如年的时刻，也总会有一些轻生放弃的念头，正因为如此，才有人说自杀不易，活着更难，当然不是苟且偷生的那种活。
　　
　　至此，我们应该可以明白，余虹教授的自杀行为，乃是他为了维护自己作为“人”的尊严的自觉行为；通过这种自觉的、理性的自杀行为，维护了余虹教授作为一个“人”的存在的尊严。
　　
　　有什么东西的价值胜过一个人的生命？ ——“人”的尊严！——余虹教授以自己的死向我们证明了这一点。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想起了毛泽东给少女刘胡兰的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余虹教授生的伟大与否我不知，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是“死的光荣”的！因此，如果我们把余虹教授的死说成是“悲剧”，是万万不可以的；相反，我们应该认可，余虹教授的死是一个伟大的“喜剧”。
　　
　　作为“喜剧”的余虹教授的自杀事件，给予困扰绝大多数人的“人到底为什么而活着？”这个问题以出色的答案：“人”的尊严。——这个答案的意义是崇高而伟大的：撇开普通大众不说，它向我们作为教授（博导）的人们昭示：你们为什么还活着？你们为什么不去死？！现实中千千万万的教授的没有“死”充分表明，他们是以“人”的尊严的沦丧为代价的。而丧失了“人”的尊严，即为“人”的真正意义上的死亡。所以，余虹教授虽死，但他却活着；我们虽生，但我们已经死去。
　　
　　教授们，勇敢些！——向余虹教授学习——勇敢地跳下去啊！——跳下去，你就成为了“人”！
　　
　　——遗憾，现实中的教授，宁愿选择非人地活着，也不会选择以“人”的方式死去。呜呼！余虹教授，你的血可能又要白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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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知——余虹教授自杀的深层原因探悉 文章提交者：巴别塔主人
　　
　　余虹教授的自杀是他无知的必然结果。
　　　　
　　说一个普通人的自杀可能是出于无知还比较容易让人接受，而说一个名牌大学的博导级教授的自杀也是出于无知，这是人们无论如何也难以接受的。然而，事实就是这样，人民大学余虹教授的自杀，其根本原因是其无知。当然，这种无知是被他的知识的广博所掩盖的。
　　　　
　　一切先知圣人无不向我们昭示：知，有两种，一种是学问知识的知，是为“小知”；一种是宇宙人生的大智慧之知，是为“大知”。说余虹教授无知，当然是在后一种意义上来说的；若在前一种意义上来说，余虹教授则是属于“有知”的一类。如是，则余虹教授就是一个有知与无知的矛盾体。但从本质上说，他是“无知” 的。因为，“小知”之知，乃对物质世界之表象的知识，它是不配“有知”之名的；唯有“大知”，才是对宇宙人生真谛的洞悉，它才配称为“有知”的。
　　　　
　　那么，“无知”者多多，何以余虹教授能自杀而其他衮衮众生不自杀呢？
　　　　
　　且听我细细说来。
　　　　
　　尽管世间无知者多多，但他们并不自知其无知，正因其不自知其无知，故，他们才不可能自杀——自杀是多少需要有那么一点点无畏的“勇气”的，而这种“勇气”是需要由“无知”来提供，所谓“无知者无畏”。（至于那些没有将“小知”发挥到极致即理智不健全的自杀者，多应归为“神经病”一类。这类自杀是没有意义的，我们暂不讨论。）而余虹教授就不一样了，以他的才智和勤劳，他几乎将其专业之内的知识全部拥有了，即他的“小知”已经登峰造极了。在这种情况下，遵循生命发展的逻辑，照理说他应该向“大知”过渡、飞越或升华了，否则，他就会被窒息在他的“小知”即“无知”里。可是遗憾的是，余虹教授没能完成这种由 “小知”向“大知”的过渡、飞越或升华，换言之，余虹教授死于自己的“无知”——对宇宙人生真谛的无知。
　　　　
　　对宇宙人生真谛“无知”就必然会自杀吗？普通人不会，但处于由“小知”向“大知”转换过程中而最终不能够完成这种转换的余虹教授却会。因为，世间的一切他已经历过，所谓世事阅尽，不再留恋，而更高的目标又不可企及，这时，他的内心中必会产生一种无尽的空虚、绝望和孤独感，这种空虚、绝望和孤独感必让他产生一种无尽的恐惧—— 这是一般人很难体会到的。如果这种恐惧不能够及时得以解除，那么，他的痛苦就是常人难以想象的。说到底，余虹教授的自杀，是他逃避恐惧，摆脱痛苦的一个伎俩。
　　　　
　　正因为余虹教授死于无知而不是如其他心智不健全者那样的死于忧郁症等类的“神经病”（这类自杀者的自杀多是因为社会不公和黑暗的外在原因），他的死对我们而言才显出其积极的意义。这种积极的意义就是，它使我们理智健全的人深刻地意识到，对于我们人来说，仅仅拥有物质世界的表象的知识是远远不够的，这种“小知”不能够使我们安身立命，它随时有可能毁灭我们；我们人，除了应该拥有现实生活的知识之外，更应该拥有关于宇宙人生的真谛的知识——“大知”。
　　　　
　　拥有了“大知”者，死亡与他们彻底告别；仅仅拥有“小知”即“无知”者，死亡时时守候在他的身边，一有机会，它就会冷酷地将人的生命拿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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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自杀和苟活的矛盾 文章提交者：黄祸
　　
　　当我还苦苦追问着对肖志军老婆小孩双亡的种种疑问的时候，更多的生命非正常死亡了。
　　
　　12月5日中午1点，人民大学文学院年仅50的博导余虹教授，在他居住的世纪城小区坠楼身亡，警方鉴定为自杀。
　　
　　12月5日晚23点，山西省临汾市洪洞县左木乡红光村瑞之源煤业有限公司新窑煤矿发生一起爆炸事故。截至7日10时30分，确认有105条生命消失。
　　
　　这一天，或者还有更多的生命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非正常死亡。
　　
　　而相关的真相，又总是那么寂寞，或者我们知道死者的名字，但或者，更多的名字是湮没的，这是历史的常态，寂寞的真实。
　　　　
　　每天都有许多的非正常死亡。
　　
　　我们的心灵能承受多大的负荷？有一架天平一端装着自我的灵魂，一端堆积着同胞们带血的头颅，地球的引力不会消失，按照宇宙法则，我们的灵魂接受着衡量和拷问。
　　
　　许多人的天平轮轴由于远离爱的润滑，生锈了，静摩擦力趋向无穷大，他们的灵魂也就成为生命中可以承受的轻飘，他们的声音因嘈杂而现出一片哑然。
　　　　
　　崇拜理性的人们，喋喋不休地谈论着自杀和他杀的责任区别，他们的口吻是社会进化论，认定了历史会进步，个人的牺牲被献在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神话祭坛上，北京混混集团甚至有成员以嘲笑的口吻说“吟唱悲情终究无法把苦难的种子浇灌成玫瑰”。
　　
　　在我眼里，这是无比荒谬的场景。
　　　　
　　日光下岂有新事？在最根本的生与死的问题上，人类几千年的进步，微乎其微。
　　
　　除了悲悯，我没有可以荣耀的一丝一毫。
　　
　　和神隔绝的人啊，你们若是玫瑰，我愿是包裹你的根须的粪土，在恒久忍耐中守住黑暗中的卑微，并不艳羡那些骄傲的恶之花。
　　
　　卑微是值得自豪的，因这窄路通向神的永恒。
　　骄傲是值得可怜的，因这宽门通向永火的恨。
　　　　
　　媒体炒作洪洞县黑奴童工的那段时间，我真的知道，那里会有更多的人死于“丑得惊动了党中央”；
　　
　　……海子、顾城、徐迟、余地……自杀的今世，我真的知道，这里会有更多的人死于“看上去很美”。
　　
　　感谢神，我如此卑微，但你既然能从粪土中造我，就必能从粪土中提我，让我脱离“今世的专制”。
　　
　　我们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更是靠神口里的一切话。人的本质不是粪土，来于粪土归于粪土的毕竟只是粪土，我们的生命是神所吹的那口气啊，中国人一样说：“人活一口气”。
　　
　　这口气，若是离了神的恩典和慈悲，总是那么脆弱和短暂。
　　　　
　　本来我那细微的一点真善美清明，早该被浓黑的幽暗势力打垮压碎，然而，我此刻竟然有莫大的平安。我曾经流过那么多的泪，我曾经被玫瑰的刺所扎伤，被母亲的抛弃所摔伤，被历史的假象所压伤，我曾经流过那么多的泪呀，化作了洗白我的净水，因你十字架的宝血，主啊，唯有你的名配得全地的称颂和赞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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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虹教授的自杀分析 文章提交者：世纪婴儿
　　
　　余虹走了，他自杀了。据说他看透了生死，自杀得很有哲学意味。死者似乎为大，但这样的死实在有些小。
　　
　　余虹是人民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重点学科文艺学学科带头人，比较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
　　
　　说他的死有些小，意思不是说他死得不值得，而是说，他还是属于没有想明白就匆匆而死的。他读了很多西方哲学和文艺书籍，一直生活、活动在各个学院、大学里。他并没真的掌握住现实世界的生命力，当然更没有把握到网络的力量，而仅仅是在通过书本去复制生活，即作为西方思想的代理来图解中国社会。
　　
　　他没有了解到，中国现实社会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独一无二的世界，根本不可能“由西方引入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术语还必须在中国语境中经由能指移用和所指置换的处理才能成为反思中国文学理论的路标。（引自余虹的《革命、审美、解构》）”
　　
　　毋宁说，余虹也是一个教徒，他为了自己的西方哲学教主而殉教，为这样的真理而殉教。他没有实实在在地在中国的大地上生活。
　　
　　余虹在《我与中国》里说，“作为一个生活在中国的中国人，‘我’与‘中国’发生着某种非此不可的关系。我生活在中国，这是生我养我的地方，也是鲁迅所说的那个‘吃人’的地方吗？我与这个被称为中国的地方究竟发生了什么关系？细察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我’（个体中国人）与中国这个地方发生的关系几乎全然是被动的，也就是说，我只是被动地、无可奈何地生活在这个地方，我几乎没有任何主动建构和改造它的权利与现实可能。”
　　
　　显然，这里也包含着余虹作为“我”的深深的痛苦，即他不能参与到影响现实当中去，而只能做个写文字的学者。
　　
　　我以前不知道余虹的名字，毕竟不是干学术的，虽然常去人大食堂吃午饭。于是我浏览了一些他的文章，觉得里面的引号太多。为何这些学者的文章老是要打引号呢。原来，他们要不断地引用别人的话，这样显得严谨，却不注重培养属于自己的语言，最终丢失了自己的语言。
　　
　　余虹也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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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虹自杀：闭塞的心灵 文章提交者：王世保
　　
　　人类的心灵只是一扇大门，它通向两个世界：一个是灵性的世界，这个世界只有虚寂的宁静，它敞开着无限，包容了一切，涌现着彻底的自由；一个是世俗的世界，这个世界有着无尽的欲望，它是那样的狭小，不断地排斥着异己，进而走向人类自制的奴役！
　　
　　人类历史上出现的所有那些伟大的灵性的导师，如佛陀、老子、庄子等等，他们以自己无与伦比的智慧拆除了内心的这扇门，实现了身心的透彻和完全的自由，他们的教导也正是把遭受奴役的众生引向这扇门的另外一个自由的世界。
　　
　　然而，要想打开这善通往灵性世界的大门是何等的不容易！世界的理性化已经让越来越多的人们在自己的这个心灵的大门上上了一把难解的铁锁。理性主义文化正在把越来越多的俗众引向那虚幻的纵欲的世界，而任由心灵的荒芜！
　　
　　理性与欲望共同塑造了一个苦难的自我世界，人类在这个虚幻的自我世界之中，不断地放纵着自己贪婪的欲望，这些纵欲的人们在自己欲望的奴役之下就象那些饥饿的野兽在社会的旷野之中歇斯底里地撕扯异己的食物。
　　
　　那些所谓的理性的自由主义者所倡导的自由，无非是在欲望的奴役下，不断地去寻求更多的放纵，这只能加深自己被欲望的奴役！
　　
　　面对俗世的苦难，面对日益加深的奴役的状况，那些理性的人们却无路可逃，他们用理性和欲望闭塞了自己的心灵，关闭了通向那个自由的灵性世界的大门！于是他们开始对这个世俗的世界产生了厌倦，厌倦之心带来的则是对这个世界的彻底的冷漠与遗弃，最后走向无法逃避的逃避——自杀！
　　
　　自杀者的自杀，正是源于他们自己心灵的闭塞！
　　
　　理性主义还在象瘟疫般的肆虐，欲望还在极力地控制那些备受折磨的身躯，世界之夜在理性的笼罩之下越发深沉，心灵的闭塞也越发严重！
　　
　　那些苦难的人啊！你们在这个理性和纵欲的世界里还有多少人要走向余虹教授这样无法逃避的逃避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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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虹之死——为了活着的尊严 文章提交者：李迎兵
　　
　　今天与两个朋友在四惠东地铁口附近一起吃饭，得知一个人民大学的老师跳楼自杀了。当时，我显得十分平静。比如今年山西某地继黑砖窑事件之后，有发生死去一百多人的矿难，主流媒体不仍然还是一片歌舞升平吗？昨晚看某七点半个小时的电视新闻看到的依然是一个农民兄弟得到政府欠款的点钱的特写镜头。点钱的新闻镜头以前太常见了，已经成为经典镜头了。可是，农民兄弟活得真的有尊严吗？他们总让各级领导们代表着，他们真正有话语权吗？
　　
　　还是说到这位叫余虹的人大老师的自杀，他为什么自杀？
　　
　　我并不认识余虹，但零零星星地读过他的一些文字。在这个用官本位的权力大小划分的所谓学界里教授杂堆却很少能听到说人话，但从他的文字里我读出了一种良知在黑污现实里的反抗和挣扎。在到处装逼的时代能够偶然听到这么一两句真话，都会让人肃然起敬。
　　
　　在这之前，除余虹之外，还有原在山西现在厦门大学的谢泳，对民国时期中国文人的自然生态进行了独有的分析，让人总是耳目一新。想起余虹对自杀的解释： “拒绝一种生活也是一个人的尊严与勇气的表示，至少是一种消极的表示。”感觉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痛苦常常不是物的，更多是内心表达得不到呈现的无助和失落感。物的体面活着，无法代替心的自由活着。无论，体制内还是体制外的知识分子的“命门”就是能否自由言说，能否说出自己想说的话，而不是装逼，说一些不着调的假话空话大话。
　　
　　余虹在《一个人的百年》里写道：“在中国历史上灾难深重的百年选择活下去，不是赖活而是好好地活，这其间要忍受多少无法忍受的时刻，要承担多少难以言述的痛苦，今天我们已无法想象了。……革命、战争、改革、政治、资本、主义、运动、敌人、人民、平等、自由、民主、女权、解放、反动、进步、国家、民族、中国、西方、阶级、政党这些巨大的词眼曾让多少弱小的生命为之激动和献身……无数柔弱的生命都被这些巨大的词眼压垮了……”
　　
　　余虹在不停地追问，可是并没有答案，因为每一个人（包括所谓知识分子）都活在这个特定的历史空间里无法超越。尤其，一个诞生不了大师的民族，这种历史的空间更是非常有限，就是我们有没有“免于恐惧的自由”？所以，他写道：“一块对恶没有激烈反抗却有持久拒绝的石头，一块对善没有悲壮献身却有耐心执着的石头以她不绝的微光烁伤我正在死去的心。也许英雄的时代早就过去了，也许从来就没有什么纯粹的英雄，日常生活的重负与担当落在每一个人的身上……”，“在一种高度政治化的现实关系中，选择以欧美文学为业就意味着选择危险。在极左的政治权力结构中，国学/西学、旧学/新学、欧美文学/俄苏文学的学术关系背后是反动/进步、敌/我之政治关系。在此，没有什么纯粹的学术行为，一切学术行为都被政治化了。在由历史发展的线行逻辑（反动/进步）与阶级对立的政治逻辑（敌/我）交织而成的政治法庭上，传统国学当然是最倒霉的旧学，‘旧’意味着落后与反动，意味着封建阶级的意识形态，因而是‘敌’；相对而言，现代西学是得宠的新学，‘新’意味着革命与进步，意味着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因而是‘我’；而在现代西学中，代表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俄苏文学又比代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欧美文学更为革命和进步，因而前者又是‘我’，后者则是‘敌’。”也就是在今天，余虹为了一个“有尊严地活着”的梦想，而选择了自杀。
　　
　　死是我们所有活着的人的归宿，无论权倾一时，还是命如草芥，最终都会死。一个良知倘存的知识分子选择自杀，实在算不了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每天不是天天都有人死去吗？
　　
　　人将如何活着？一直麻木的我突然泪流满面。我哭，不仅仅是哭一个余虹，更是在哭我们自己。我只希望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好好活着，而且应该活得有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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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批评』 [文评]重生的力量  作者： 烟卷   提交日期：2007-12-10 16:44:39

      有个叫余虹的人，本来知之者甚少。但最近听说的人多了，原因是，他跳楼了。这个时代，跳楼的人原本不少，大多与民工讨薪无着、少女怀春不遇、大款炒房被套、贪官东窗事发等等新闻相关联。
　　
　　但余虹跳楼却与这些被中华入民广电部确定的低俗无关，细读余虹生前文字，方明白或与理想信念以及精神生活中的种种“郁闷”有关。
　　
　　本来大家都生活在一个世界里，遭遇郁闷的也非余虹一人，各人都有拆解郁闷的高招，何以独余虹先生的郁闷排解不开，非得选择跳楼一道呢？
　　
　　生理方面的原因我等无从探究，我们所能够窥探的，是他从文字中宣泄出来的情绪和透露出来的理智和思想的点滴端倪。厌世，是一个很笼统的概念，但凡遭遇跳楼这种事情，如果找不到什么更能说服人的理由，我们一概称之为厌世。余虹的跳楼是否属于厌世呢？或者是的。但有着这么丰富的思想的学者厌世，还是不能让人轻易释怀。
　　
　　思想越深邃者，厌世的可能是不是更大？从海明威的跳海，到老舍的投湖，到今天余虹教授的跳楼，有许多相似的东西，还有许多不同的东西。在中国现在这样一个人文环境下，余虹教授带着他无以排解的郁闷离去了。如果，他没有留下那些闪烁着另类思想光芒的文字，或许，我们不会知道中国还有这么一个思想者，或许，我们就当看到了又一则民工讨薪无着而跳楼的“低俗”新闻摇头叹息一番也就交代了。
　　
　　但，我们看见了余虹教授的文字，那些金子般宝贵的思想。余虹教授虽然离开了，但他留下的宝贵思想财富得以脱离那苦闷的躯壳而长留人间或许是上天赐予我们重生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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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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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点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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