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中国第一批计算机娃娃，和他们共同的老师

日期：2022-06-01 栏目：Australia 澳洲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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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张楠茜编辑丨雪梨王

四五个孩子围在一个电脑屏幕前，专注地盯着正方形的灰色背景和零星散落的蓝色箱子。他们在玩推箱子游戏，目标是找出一条最短的通道。眼看离目标就差最后一步，怎么走都不通。孩子们看上去有些急了，你一言、我一语，决定再从头来一遍。这一次，他们发现最后一步的方向错了，向上绕一个弯，路通了。

这是中国福利会儿童计算机活动中心主任王颂赞的一节少儿编程课。他试图用这个游戏告诉学生们，最近的路不一定是最优的，有时候兜一个圈子反而能解决问题。王颂赞的每一次游戏都围绕着解决问题展开，以此启发孩子们的思维。

王颂赞今年71岁，是中福会少年宫特级教师，也是中国第一代计算机娃娃的培训教师。上世纪80年代，他带着两位小学员在邓小平面前演示自己编写的程序。邓小平专注地看了十多分钟，然后说出那句著名的“计算机的普及要从娃娃做起”。

就是因为这句话，王颂赞锚在了少儿计算机教育的岗位上，“一句话、一辈子”。他不仅教学生，也培训教师，参与编撰各类少儿计算机知识普及教材。在过去几十年里，填补了我国少儿计算机教育领域的空白。

“孩子失败了帮他们找出问题，走得很顺的时候给他们设立关卡。学生总是潜力无限的，问题是教师是否能一直陪伴着他们。”王颂赞说。

前微软美国总部首席研究员李劲、光速中国创始合伙人宓群、小米联合创始人洪峰、微软中国技术支持总监李万钧、英特尔软件实验室项目主任李聪、Roblox全球架构技术总监蒋欣……他们都是王颂赞的学生，并常年与“王指导”保持密切联系，带回最新的技术和理念，和小学弟学妹们交流。

没有功利性的学习，却能让孩子发挥出最大潜能、走得更远。有人获得国际计算机大奖，有人刷新全国最年轻计算机程序员的纪录。有人考进上海交大、清华大学、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等学校，毕业后进入微软、谷歌等公司工作。这些奇迹还在继续发生。

王颂赞一直严谨。采访中，他告诉我们，其实当年他站在旁边，听到邓小平说的是“计算机从娃娃做起”，而不是“抓起”。在他看来，“做起”这个词更稳扎稳打，而且不仅是孩子，家长和老师也要做起。

他的讲述，勾连起中国计算机发展的几个时期。而在这些往事背后，究竟什么是好的计算机教育，也许是更值得我们反思的。

以下是他的讲述。

“爱玩、会玩、玩得好”

学生的潜力是无穷的，你给他多大的期望，他会给你多大的果子。我一直认为，教育启蒙最重要的是陪孩子玩，让他们发现问题、激发好奇心。

我有个小学员叫陈星汉，就是很爱玩、也玩得好的例子。他毕业于美国南加州大学电影艺术学院，现在是That Game Company公司总裁兼创意总监。

陈星汉在10岁那年，被爸爸拉着到少年宫学习计算机。后来他说这是他事与愿违的童年——他当年原本是想学绘画的。

但陈星汉还是进了计算机小组，他学习总是心不在焉。我教学《石头、剪子、布》游戏，所有学生都很有兴趣，他却神情不对。我和他、他爸爸谈了才知道，他在家里的电脑上，都已经玩了几个月《三国》了。

那个年代买一台电脑很不容易，他爸爸买来让他学习，结果他躲在房间玩游戏。我和他爸爸协商的方案是，陈星汉每天必须完成1个小时的作业，才能玩1个小时的游戏。作业包含完成我教的游戏程序。

他同意并且做到了，每个星期五下午来少年宫，早早把游戏程序交给我。当时《石头、剪子、布》游戏，我们只要求用1、2、3的数字来代替，但他第一个用星号的图形做出来，惊呆所有同学，我也表扬了他。那之后，他做计算机游戏程序、完成任务的兴趣越来越高。

中学时他进了上海市信息学奥林匹克的集训队，获得信息学奥赛一等奖。顺利地考入上海交大，又到美国南加州大学电影学院的互动媒体实验室学习。在南加州大学举行的游戏创新研究竞赛中，他设计的游戏《云》最终获胜，随后他在美国创建自己的游戏公司。之后《流》与《花》两款游戏，又获得了两届GDC（游戏开发者大会）大奖。

陈星汉，现在已是国际游戏大师，ThatGameCompany(TGC)游戏公司总监

爱玩的学生，能出各种人才。有个学员姬文灏，他爱玩“24点”益智扑克牌游戏，还能玩出多个不同答案，学生老师都赢不过他。他的逻辑思维、数学能力很强。在读大学期间，他又参加“斗地主”扑克牌电视节目，获得多次冠军。玩不耽误学，他去年考上了交大数学系的硕士研究生。

玩游戏的过程中，孩子会有一种好奇心，他们能主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也会有获胜心，这是所有进步的原动力。

微软亚太区开发技术服务总监李万钧也在少年宫学习过，他曾经连续几个星期沉迷于《三国志》游戏，利用在少年宫上机的一切空余时间“疯玩”。我没有斥责他，而是教他要玩出名堂——如何才能尽快晋级？是不是可以破解游戏、走捷径？于是李万钧开始破解、原创，上世纪90年代他在少年宫学习时，还编了一些小游戏，在少年宫流行一时。

现在的教育喜欢给孩子们设立赛道，每个人走自己的赛道。但我们从来不给学生设赛道。

比如当年陈星汉喜欢美术，鼓励他腾出时间去旁听美术鉴赏课程。后来他去南加大电影学院、创立游戏公司，不仅是凭借计算机功底，也是因为他的审美能力，找准了市场的空白。他的《光·遇》，去年累计下载量已经超过了1.6亿次。因为游戏总是画面唯美、充满哲学和禅意，他被誉为“游戏禅师”。

“在蚊帐的灯光下编写程序”

邓小平当时参观的那台苹果二代电脑，是我们的第一台电脑。1978年，爱国华侨杨雪兰女士来少年宫交流，她的儿子David带来这台电脑做演示。那是我们第一次见到真正的电脑，中国福利会就把它买下来了，从此计算机兴趣小组的学生们就有了第一台电脑。

1984年，邓小平观看两位学员的计算机表演，说“计算机的普及要从娃娃做起。”

从这台电脑开始，我们后续又有了一批电脑，也就此拉开了科教普及之幕。

1984年邓小平参观我们的学生李劲的电脑演示后，说了一句“计算机要从娃娃做起”，但媒体报道写成了“抓起”，后来这句话流传至今。

“抓”和“做”看似一字之差，实则千差万别。当时在场有那么多领导，教师，记者与学生娃娃们，他想看到的是，大家一起去做计算机的普及教育事业。在“做”的语境下，大家是平等的你、我、他。

那个历史阶段你们年轻人没有经历过。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以后，在1978年春天召开全国科学大会，发出了向“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的号召。那段历史是非常振奋人心的。现在回想起来为什么80年代有那么多奇迹发生？就是因为有了改革开放大好的形势。

其实在邓小平讲话之前，少年宫就已经有计算机夏令营了。我们带孩子们到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在大学的计算机房进行编程。大学教授给孩子们讲授BASIC语言。

计算机学习中，团队的学习非常重要。在团队学习中，学生非常清楚自己的水平在什么阶段。那时候，学生在一台电脑里输入程序的二进制数的纸带，要到另外一间房间看电传打字机打出来的信息，比一比谁的程序编得更短、更快，谁就能在有限的时间里完成更多的练习程序。

当时电脑有限，每个同学上机次数有限。如果上机时程序有bug，就浪费了一次机会。所以到了晚上11点，学生们还拿着手电筒、纸笔，在蚊帐里反复修改自己的程序，保证第二天上机的程序是正确的。

在计算机中心，王指导很看重培养孩子们的团队精神，大家都是玩伴

教学中我们不会直接给学生答案。讲课时会举一些例子，但上机都是另外出习题。某个专题学深了，不是老师出题目，而是学生出题目，学生挑战老师。失败了没有关系，老师和学生非常平等，亦师亦友教学相长。我的课堂是也是这样，学生可以否定老师的题解方法，他们可以叫板老师一起来解题。真是一起学习一起成长的学习共同体。

我们计算机中心老学员间流传一个“李劲定理”，李劲就是当年给邓小平表演黑白棋的少年。为什么叫“李劲定理”，不是真发现什么定理，而是说他当时在中心学习，总是早8点来、晚6点回去，除了上洗手间和吃饭，其余时间都坐在了电脑前。

李劲在少年宫学习期间，星期六整天几乎一直跟着我，和我一起上下班，有什么问题一起探讨解决。他不是做一般的题目，一般难度的题目，李劲一会儿就做出来了。做完再问我要题目，王指导做不出来的题目他来做。他把苹果的2K的编译程序全部读出来、再用汇编语言提升速度，改写自己的游戏程序，就是给邓小平表演的黑白棋。

李劲是这样说的，“少年宫的计算机小组是一个融洽的大家庭：不分年龄大小，不分年级高低，不分教师还是学生，有问题，大家可以一起讨论；取得成绩，大家一起欢呼雀跃；有时候，你是学生，听同学和老师讲他们的心得和体会；有时候，你又是老师，侃侃而谈，为别人‘上课’。在这里，你可以独自一人，为编写一段程序而苦苦冥思，也可以为程序是否优化与大家切磋讨论。四年中我学会了与计算机打‘交道’，会通过编写程序把想法‘告诉’计算机，让它按人的意愿去做事情。也学会了严谨的逻辑思维分析方法以及养成了做事情一丝不苟的习惯。编写的程序也从几十行到几百行，以至几千、几万行。更得益的是，在这里与学校相辅相成的培养了我现代社会必不可少的品质：学会了能根据自己需要而进行学习；学会了与他人沟通和相处；学会了怎样与人协作去挑战一个困难的任务。”

我们也很注重老带新的传承。开迎新活动、给老学员颁奖，都会由新学员来给老学员颁发奖章。家长做的花，也由小弟弟妹妹献给大哥哥姐姐们。

每年都有学生获得优秀学员奖，小学员来颁奖，意在传承。计算机的普及要从娃娃做起。

每年12月最后一个周日的上午，是少年宫计算机中心的年度盛会。全国各地以及海外的老组员们聚在一起，观看新组员的创新项目、学习汇报，老组员也提出想法，启发他们应该怎么去做。

清华大学博士生朱晓伟曾在少年宫学习。他提出通过电脑程序“混搭”手机与家用电器，实现远程控制，但一直难有突破。有次新年聚会，不少老学员从美国、日本归国参加，联谊会变成了对他的项目‘会诊’。有师兄提到时兴的云计算技术，他立即吸收、改良，最终完成项目，拿到“英特尔ISEF”比赛的大奖。

2009年朱晓伟获得第60届英特尔国际科学与工程大奖赛，“美国计算机协会一等奖”

当年的小玩伴们长大了，也始终记得少年宫和王指导。

1994年国际奥林匹克信息学（计算机）竞赛金牌得主李万钧，曾经拿出人生第一份月薪，捐给计算机中心，作为奖学金鼓励学弟学妹。他成为微软大中华区开发技术服务总监之后，工作非常繁忙，还是时常回到少年宫，给学员们做时代最前沿的计算机讲座。

李万钧为中心学员讲最新的系统软件及其发展

李聪担任了中心的兼职指导，坚持到现在近20年了，在繁忙的工作之余，现每周六上午仍为学生讲授“机器学习”的高端课程，为信息技术校外教育默默奉献；还有上面提到过的陈星汉，也曾经专程回到少年宫，分享他的游戏开发经验和成长感悟。

把电脑送到偏远的地方去

1994年2月，为纪念邓小平讲话10周年，中国福利会少年宫计算机系列活动开幕。近一年的时间里，500余所中学组织了4万多名学生参加8项竞赛，越来越多的上海孩子认识了电脑。

除了发达地区上海，如何让不那么发达的地区的孩子们也能触摸到电脑呢？1998年5月，英特尔公司与中国福利会少年宫合作，在上海建立“小博士工作室”。他们也提供经费和设备，支持我们对21个城市的首席教师进行培训，免费把电脑、数字化教具，无线网络设备投放到边远城市。

我记得当时无锡少年宫的小博士工作室发明了“无线小巴”，开到边远的山区，向农村孩子普及电脑知识。小博士工作室也建到拉萨，青藏高原的孩子们唱着歌、跳着舞，在电脑屏幕上与上海、北京的孩子们一起欢庆六一儿童节。

而当山区的老师到上海培训，也发生了激烈的观念碰撞——比如两个人合用一台电脑，山区的老师不高兴了，“我们大老远来，你们还舍不得让我们单独用电脑？”其实这是为了提高合作能力而专门进行的课程设计。等到离开的时候，很多老师热泪盈眶，他们回去改变乡村的学生，教会他们运用信息技术，团队合作、创新思维。

除此之外，我也编写了系列儿童计算机科普教材。上世纪80年代的电脑教材只有大学生使用的BASIC语言，我带着学生们写了一本《小学生学电脑》，售价0.39元，是全国的科技教育丛书。为了吸引小学生，教材中的编程对话选择了拼音字母。名词概念用了形象化解释，比如说数据交换借用了阿凡提和财主交换“油”的故事；赋值号“=”是一座桥，数字从右边通过桥到左边；还用到中国古代的九章数学中的数学趣题。

最早的《小学生学电脑》科技教育书

王颂赞为全国少年儿童学电脑编的第一套丛书《快快乐乐学电脑》

为了让全社会认识计算机、提高计算机基本素质，我们策划了大大小小数不清的科教普及活动。带着电脑和少年宫的孩子们走进少先队、居民社区、武警总队、老干部群体。从网页到多媒体，再到智能机器人，电脑音乐……努力通过跨地域、跨文化、跨学科，一点点填平信息技术的鸿沟。

2005年，少年宫的新大楼建成，我们开设新的计算机小组，双休日向低幼年龄儿童开放，用多媒体来学英语、绘画、唱歌，家长也可以免费进入。目的是同时提高两代人的计算机知识技能。

印象很深刻的还有2003年非典，我们做了“把最美的微笑献给你”六一特殊节日活动，全国五地的学生一起在网上庆祝。“爱心助我高飞”计划则将信息技术传授给农民工子弟和外来务工者。

王颂赞参与上海市慈善基金会的“爱心助我高飞”计划，给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上电脑课

王指导仍在一线

我一直是非常幸运的。五十年前，我在学校读书时就喜欢数学。1968年，文化大革命时期，我很幸运地到了部队。坐着火车来到东北，加入了一支通信部队。学习了二进制，逻辑代数和计算机方面的知识。退伍后到地方上做工人，赶上恢复高考，自学考上了上海第二工业大学的计算机科学系。那时候单板机刚出来，接一个单色的显示器，字是荧光绿色的。每个星期我用4个半天的时间来学习编程，一边学，一边教。真可谓“一边输入，一边就输出了”，学了就能用，因而学得很起劲。

从大学毕业后我就进了少年宫计算机中心，和孩子们相处，和孩子们一起练习，互教互学。我既是老师也是学生，我们一起学习、一起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