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译自Johnmenadue，仅代表原出处和原作者观点，仅供参考阅读，不代表本网态度和立场。
前澳洲驻华大使芮捷锐（Geoff Raby）在Johnmenadue网站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威胁论，以及那些从未去过中国的记者一夜之间成为专家》的评论文章。
文章称，莫里森政府运用中国威胁论为自身谋取政治利益。但工党上台后，也没有表现出想要带领民众正确看待中国崛起的意愿。
全文如下：
Albanese政府似乎不愿带领着澳洲民众去理解中国崛起。
2019年10月，我在La Trobe大学的中国问题年度演讲中，曾经谈到过中国“威胁”。
我认为，所谓的外部威胁是用来强化对内部威胁的担忧，反之亦然。中国作为内部威胁和外部威胁被以相互强化的方式使用。
回想起来，我当时还天真地断言，两国关系已经达到了最低点。但6个月后，外长在总理（莫里森）的支持下，突然呼吁对新冠起来展开国际调查。
随后，双边关系坠入了2019年年底时难以想象的深渊。
现在，人们已经很清楚莫里森是在没有与志同道合的国家，或世卫组织协商的情况下，跟随特朗普发出这一呼声的。
而且，莫里森发出这一呼吁的时机，恰好是中美两国就疫情来源展开激烈争论之际。
（图片来源：Johnmenadue）
按照澳洲政府的说法，中国随后对澳实施了报复性贸易制裁——中国使用就是经济胁迫，而我们对俄罗斯使用就是制裁。
从那时起，澳洲的说法迅速确立了主导地位——中国是恶霸，我们只是在捍卫自己的价值观，我们永远不会向他们妥协，改变的是中国，而不是澳洲。
政府的受害者陈述能够迅速扎根、传播并在公共话语中根深蒂固，是因为多年来不断敲响的“中国威胁”战鼓，已经为双边关系彻底破裂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曝光中国统战部的行为开始，邓森（Sam Dastyari）的鲁莽、愚蠢等引发了一场媒体疯狂。费法斯媒体和默多克新闻集团竞相爆料，将各种恶行都归咎于中国统战部的黑手。
一些记者从未到过中国，却在一夜之间变成了非常了解中国官僚机构中，这一神秘部门是如何运作的人。
这种狂热氛围促使谭保提出了反外国干涉法。虽然该法意在平等地适用于所有其他国家，但他在发表支持该法案的演讲时使用了几句普通话，充分表明了该法的主要目标是谁。
（图片来源：网络）
与此同时，一个新兴行业出现了，“有文化的”中国问题顾问们悲观地警告称，中国对澳洲企业构成了网络威胁，可能是间谍的中国雇员也构成了威胁。
这些顾问出售服务，建议客户如何加强自己的业务，抵御中国威胁。当然，“威胁”说得越多，对他们的生意就越有利。
而安全机构也认为这是一个提升他们在私营行业形象的大好机会。
ASIO特别积极地去敲高管和董事会的门，简报有意“严格保密”，这在公司里也帮助制造了一种知情者与局外人的感觉。
ASIO警告说，企业代表不应该携带笔记本电脑和手机进入中国，这给赴华商务旅行的人员带来了一些不安。
我所在的一家上市公司的董事会每年都会访问中国，他们开始为再次访问中国感到苦恼，忧心要采取什么安全防范措施，并向ASIO寻求进一步建议。
我指出，作为一家上市公司，除了董事会没讨论的客户价格信息外，所有其他信息都已经按照澳交所的规定公开了。由于我们当时没有财力进行任何并购，我建议干脆给中国人一套我们的董事会文件！
（图片来源：网络）
同时，一场针对中国利益的低级骚扰行动开始了，包括出于政治原因审查签证，故意放慢一些学生和学者签证的处理速度，骚扰中国国家媒体，增加对FIRB的阻挠，加强对中国学者的监控，以及偶尔试图驱逐有影响力的中国代理人。后者通常伴随着大量的宣传，但很少定罪。
尽管安全机构公开或私下不断地通报情况，而且几乎自动地将大规模网络黑客行为归咎于中国，但几乎没有发现什么真正的犯罪分子。
与此同时，对用来消除中国威胁的大量资源没有公共问责制，公众有权知道他们的投资得到了什么回报。
可以肯定的是，随着中国变得更富裕、更强大、更自信，它将投入更多资源来施加外国影响力、进行网络黑客攻击、窃取知识产权和从事各种形式的间谍活动。
无论是预期还是回应，各国都有义务加强防御。可以说，澳洲对这些事情一直较为乐观，因此，中国可能将澳洲视为一个软柿子，一个有吸引力的目标，因为澳洲与美国和英国关系密切，尤其是作为“五眼”联盟的成员。
（图片来源：网络）
澳洲需要做更多，中国威胁论无疑推动了这一点。公众的讨论变得尖锐起来，任何针对中国的强硬主张都不可避免地在表面上被接受，而不用进行任何辩论。
正如我去年在《澳洲金融评论报》上所写的那样，澳洲所面临的中国威胁已然成为一个不言而喻的事实，而且仍然如此。
在这一时期，中国自身的行为也为中国威胁论的支持者提供了大量的弹药。中国政府支持的“战狼”外交是一个巨大的错误，散发着傲慢和狂妄的气息，并具有威胁性。
某种程度上作为回应，澳洲国会中有人成立了Wolverines这种幼稚的反中共组织。其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正常，甚至受到了美国驻澳大使馆的公开接待。
中国在国际上的行为直接助长了一种不祥的预感，即中国威胁正在形成。在过去五年里，不仅在西方，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中国作为一个受信任、受欢迎国家（一个可以指望做正确事情的国家）的地位在民意调查中也崩溃了。
中国继续快速建设军事力量，并大幅扩展其技术能力。尽管对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来说这并不令人意外，但其增长远远超过了名义GDP。
（图片来源：网络）
与此同时，中国对其战略目标和野心讳莫如深，这也为人们把各种邪恶和侵略性动机归咎于其军事开支提供了充足的机会。
也许中国真的打算成为一个有威胁性的大国，中国在南海的行动无疑为这个特殊的磨坊增添了许多粉料。
然而，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很少放在中国有多大能力威胁其他国家安全的背景下。与其说这是军事力量的问题，不如说是行动自由的问题，或者更确切地说，正如我在China's Grand Strategy（MUP 2020）一书中详细讨论的那样，是中国投射自身影响力受限的问题，这就是“被缚的普罗米修斯”的概念。
中国威胁论一族当然对讨论此类问题不感兴趣，因为与国内威胁一样，这是不言而喻的事实。
当然，作为一个崛起的大国，中国挑战美国的地区霸权。它甚至可能有全球性的野心，尽管对中国历史稍有了解就会发现这似乎是最不可能的，但这就是崛起的大国所做的事情，仅从定义上看，它们挑战的是主导力量。
中国威胁论兴奋地排挤了对中国崛起，及其带来的严峻挑战和机遇的公开讨论，令包括澳洲商界在内的许多声音噤声。
它还允许高级政客发表极端观点，比如前国防部长达顿在选举前不负责任地寻求短期政治利益。
（图片来源：网络）
除了损害澳中双边关系外，它也带来了实际后果。它扭曲了国家的优先事项。如果没有中国威胁论的话，成本高得令人难以置信，且极有可能无法执行的AUKUS协议会如此轻易地签署吗？
当然，讽刺的是，正如许多合格的军事分析人士所指出的那样，澳洲现在面临20年的国防能力差距，但威胁也到此为止。
它也助长了负面的种族主义情绪，加深了长期以来对于澳洲华人的刻板印象。而参议员Eric Abetz将这一情况拉到了前所未有的低点，他要求华裔澳洲公民公开地表明自己对于澳洲的忠诚。
大选之前，澳洲社会对华人的负面情绪已经积累到了一定程度，甚至掌握了中国威胁论艺术的莫里森政府也对此感到担忧。
这可以从达顿等部长试图将华人与中共做区分中看出来，他们的话变成了，“我们与华人的关系没有问题，只是对中共有看法。”
（图片来源：网络）
据推测，或许是边缘席位的民调显示，中国威胁论可能会让联盟党丢掉华人选取的席位。最后，他们也确实丢掉了这些席位。
在此期间，工党作为反对党对于涉及国家核心利益的问题保持了沉默。工党没有试图质疑这种威胁论，也没有质疑这种论调对于国家优先事项，以及澳洲多元社区的损害。
现在工党上台执政，虽然好战的言论有所收敛，但工党政府似乎依然不愿意带领着民众去理解中国崛起。
在澳中建交50年之际，这种恐惧感将使得中国威胁论继续存在下去。
* 本文作者芮捷锐是澳洲经济学家和外交家，曾在2007年2月至2011年8月担任澳洲驻华大使。
（Jo）
本文译自Johnmenadue，仅代表原出处和原作者观点，仅供参考阅读，不代表本网态度和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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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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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澳洲驻华大使：艾博年不愿带领民众理解中国崛起，中国威胁论将继续存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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