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就在第一次冠状病毒封锁迫使生意关门以及学生在家学习时，来自Fitzroy公屋楼的单身母亲Anab Mohamud担任了Fitzroy小学的社区联络官。她帮助许多在近年搬进公屋楼的索马里背景的学校家长为孩子设置Compass远程学习系统。她还辅导孩子们的家庭作业。她在学校与其他妈妈碰面教她们如何使用Compass系统，她认识其中许多是来自公屋楼。其他人只通过电话与她交谈。“他们对病毒有一种偏执的恐惧，他们不想出门，说害怕空气。我告诉他们，这不是空气里的东西，’出去走走，运动一下。’”
Anab现在计划再前进一步，要在10月的地方政府选举中作为绿党候选人竞选Yarra市议会。她笑着说：“我梦想有一天当上总理。”
在Carlton公屋楼，1990年代来到澳洲的Hamdi Ali计划作为工党的候选人参加同一次选举。他仍然是Carlton公屋居民委员会的秘书，大部分时间在他位于Lygon街510号底楼的办公室里。这里是工作室、办公室、咨询和宣传服务、IT帮助中心（他已经完成了一个网络工程课程）和租户法律案件的信息交换所。其中这些案件都由他的律师朋友Ian Cunliffe无偿处理。
“在有一次一名女性来找我说她已经考砸了七次后，我甚至还在办公室教公民课程。”Hamdi说，“对于不是来自这种文化背景的人来说，很难理解我们国家的CEO是女王。”
他的公寓里现在住着五个孩子，年龄为2岁到18岁。他的女儿Ridwan这个月就15岁了，去年被Fitzroy Lions足球俱乐部评为最有价值球员。她想自己有一天可能会想成为一名医生。
2018年，在内政部长达顿指责“非洲帮派”在墨尔本恐吓民众后，25岁的青年工作者Awak Kongor与当地嘻哈音乐人Titan Debirioun一起公开挑战他们认为澳洲部分媒体对南苏丹人的虚假的偏见描述。两人在ABC“四角方圆”节目中发表了看法。
在Flemington公屋楼，租户们抗议在Flemington楼区的重建蓝图中，停车场和公共空间被私人公寓占据。去年Moonee Valley市政厅投票决定削减其破旧的社区中心翻新计划的资金时，来自索马里难民家庭的Farhio Nur说，请愿书“像火一样”传遍了各个公屋楼。
来自North Melbourne公屋楼的Anisa Ali的父亲是索马里人，母亲是有盎格鲁-凯尔特人和土著背景的澳洲人。她在澳洲土著商业公司担任交流工作。她热爱她的工作，部分是因为这能使她与外祖的土著血统联系起来。当她看到越来越多像她这样的“混血儿”，或者在广告或公交车上看到非洲面孔时，她会对未来充满乐观。“我们多元文化程度高得多了，我认为澳洲正在更多的接受这一点。它让你感到被认可被承认。我小时候的感觉是’人们甚至会看到我们吗？’”她还认为警察的态度正在慢慢好转，即便她认为一般非洲人不认为警察会与他们站在一起。
自10年前的暴力事件以来，执法部门和社区领袖一直在努力改善关系，我们的受访者说，双方的观点已经软化。当地警察与非裔青年一起走过Kokoda Trail，维州警方在2018年启动了有针对性的招聘活动后，现在有了26名来自非英语非洲背景的警察。
然后，在美国警察杀害手无寸铁的黑人George Floyd事件发生后，来自Flemington-Kensington社区法律中心警察问责项目的律师Daniel Nguyen在《时代报》上撰文认为，要确保非洲人不被执法部门单独针对仍然需要进行结构性改革。他希望任何警察拦截盘问公众时，都必须出具一份记录拦截理由以及拦截对象“种族”的备查档案。他说这些数据应该提供给一个独立的监督机构，对歧视性执法的指控必须进行独立调查。
本系统报道中的受方者的愿望挑战了公屋固定为永久社会底层的刻板印象。尽管处境相当不利，但住在公屋中的非裔社区青年成员已经成为其人民的自信的代言人。
而特别是一些年长移民，仍然把这些塔楼视为家、村子和避难所。厄立特里亚难民家庭出身的Nor Shanino知道有些人搬到郊区后觉得太孤立了，一年内又搬回了楼里。Farhio告诉她父母她家可以在西区买得起一座带后院的房子。“但是他们不想离开——这是他们安全感的来源。我们向父母提议：’我们为什么不在彼此的附近买大房子呢？’但是他们不要。甚至有人向我们提供了一处委托房——还是不。”
“我的父母靠福利在公屋中养育了五个孩子。”Nor说，“这让你对什么是重要的有了不同的看法。我很多朋友都说，’我希望我的孩子过得比我好得多。’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你知道嘛，如果我们没有很多钱，就像我已经习惯的那样，我们也没事。即使是现在，经历着疫情，那些有着很好的工作但来自公屋的人说，’这么糟，非常难，但我会生存下去。’”
当我们在五月采访Nor的时候，他说他为他的社区特别是老一辈人遵守社交距离规则而感到自豪。在看到欧洲和美国的非裔社区经历的高感染率后，社区突出了这种意识，“我们很幸运能在澳洲。我们是这个国家的一部分。”Farhio也在五月说过类似的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政府会为我们出头的国家，他们采取的封锁措施是让我们有更好的生存机会。我现在真为自己是澳洲人感到骄傲。”
尽管她对公屋楼很忠诚，但Farhio说：“当我真的有了自己的家庭时，我想在一个新的地方开始，开始一个新的篇章。”在公屋楼里长大的孩子正在离开公屋楼。而这个事实就证明了公屋仍然在发挥作用，仍然在起到整合一波波新抵达者的功能。它不仅仅是一个安全网，更是一条进入澳洲的通道。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不管是大的方面还是小的方面，它也在改变着澳洲。
Nor的姐姐Ibtisam已经和她的加拿大丈夫搬到了西区的Tarneit。Nor说，虽然她不再住在公屋里，但她还是让丈夫给邻居们送饭。“他不放心，他说，’你知道这有多奇怪嘛，他们又不认识你，你却要他们吃你做的东西？’我姐姐就说，’你什么意思？给邻居送吃的很正常啊。我们做了杯子蛋糕，送几个给邻居去。’你知道最后会怎么样嘛……你这样做几次，他们也开始送东西过来。街对面是一个澳洲人家庭，他是个机修师，也总是回赠食物。我记得我姐姐不得不向他解释：’呃，我们是穆斯林，清真和非清真是个问题，所以请不要送给我们任何有肉的东西。’而对方就说’好，没问题。’所以他们就送类似杯子蛋糕的东西过来。现在他们互相发短信，为彼此照看房子。他们现在与所有的邻居都非常亲密。”
https://www.theguardian.com/aust ... ace-a-bright-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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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ain，知识改变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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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感恩，和他们原来的国家比起来 这里的福利已经是天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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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得很真情实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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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好好对待难民，难民努力融入社会，让他们以及后代能够成为为社会做贡献的人；边缘化，抹黑，歧视，只能培养社会的不稳定因素，造成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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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以类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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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能量值得鼓励。其实这种大规模的集中居住，对于不同背景的融合不一定是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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