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3日晚，《湖北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一版）》发布，其中公布新冠病毒的中医预防方案。
此次疫情临床表现为：以发热、乏力、干咳为主要表现。鼻塞、流涕等上呼吸道症状少见。
约半数患者多在一周后出现呼吸困难，严重者快速进展为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脓毒症休克、难以纠正的代谢性酸中毒和出凝血功能障碍。
值得注意的是，重症、危重症患者病程中可为中低热，甚至无明显发热。部分患者起病状轻微，可无发热，多在1周后恢复。
根据《诊疗指南》，在非冠肺炎的治疗方面，除了西医治疗，还提供了中医治疗方案。
依新冠病毒感染的肺炎临床特征，此病属中医疫病的范畴，其核心病机为“湿、毒、淤、闭”，病位在肺、脾，可伤络入血。
其中，中医预防方案有二：
防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一号方：
苍术3g，金银花5g，陈皮3g，芦根2g，桑叶2g，生黄芪10g（开水泡，代茶饮，7-10天）；
防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二号方：
生黄芪10g，炒白术10g，防风10g，贯众6g，金银花10g，佩兰10g，陈皮6g（煎服，每日一付，分二次，7-1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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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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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的非典，让中医一战成名。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零死亡、零转院、零感染、零后遗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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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以来的两千多年里，
中国先后发生过321次疫病流行，
由于中医的有效预防和治疗，在有限的地域和时间内控制住了疫情的蔓延。
中国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西班牙大流感、欧洲黑死病、全球鼠疫那样一次瘟疫就造成数千万人死亡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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哎呀不好意思 原来你是认真的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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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维基百科“中国瘟疫史”词条：
上古时期
中国古代殷墟甲骨文已有“虫”、“蛊”、“疟疾”、“疾年”等文字的记载。[1]至于“疠”字可见于《尚书》、《山海经》和《左传》。
汉朝
元始二年（2年），青周大疫，汉平帝诏曰：“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
王莽天奉三年（16年），丙子年，“二月大疫，冯茂在句町，士卒死于疾疫者十有六七。”（《后汉书·王莽传》）
王莽地皇三年，壬午，“大疾疫，死者且半。”（《后汉书·刘吉传》）
建武二十五年（49年），己酉，“武陵五溪大疫，人多死。”（《后汉书·马援传》）
元初六年（119年）“夏四月，会稽大疫。”
延光四年（125年）“冬，京都大疫。”
元嘉元年（151年）“正月，京都大疫。二月，九江、庐江大疫。”
延熹四年（161年）“正月，大疫。”
建宁二年，己酉，“疫气流行，死者极众。”（《备急千金要方·伤寒》）
建宁四年（171年）“三月，大疫。”
熹平二年（173年）“正月，大疫。”
光和二年（179年）“春，大疫。”
光和五年（182年）“二月，大疫。”
中平二年（185年）“正月，大疫”。
三国时期
建安十三年（208年），孙权、刘备联军与曹操“战于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先主与吴军水陆并进，追到南郡。时又疾疫，北军多死，曹公引归。”
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冬天，北方发生疫病，当时为太子的曹丕在第二年给吴质的信中说：“亲故多罹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除孔融、阮瑀早死外，建安七子之中竟有五人死于传染病。曹植《说疫气》描述当时疫病流行的惨状说：“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二十三年四月曹操在诏令中说﹔“去冬天降疫疠，民有凋伤，军兴于外，垦田损少，吾甚忧之。” 《伤寒论》张仲景自序中描述：“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
黄初三年（222年）九月，江陵城被围，“又为地道攻城，城中外雀鼠不得出入，此几上肉耳！而贼中疠气疾病，夹江涂地，恐相污染……令开江陵之围，以缓成死之禽”。
黄初四年（223年）正月，魏文帝筑南巡台于宛（今南阳）。是年三月，大疫。“三月，宛、许大疫，死者万数”。
青龙二年（234年）“夏四月，大疫”。“是年夏大疫，冬又大病，至三年春乃止”。
青龙三年（235年）“正月，京都大疫”。
正始三年（242年）是年为吴赤乌五年。“吴孙权赤乌五年，大疫”。“秋七月，遣将军聂友、校尉陆凯以兵三万讨珠崖、儋耳。是岁大疫，有司又奏立后及诸王。八月，立子霸为鲁王”[2]
两晋南北朝
嘉平五年（256年），癸酉，四月，新城大疫，死者大半。（《宋书·五行志》）
晋惠帝光熙元年（306年）：“宁州频岁饥疫，死者以十万计。五芩夷强盛，州兵屡败，吏民流入交州者甚众。”（《资治通鉴》）
永嘉年间（307年─312年），战乱频仍，雍州以东，“人多饥乏，更相鬻卖，奔迸流移，不可胜数。”、“又大疾疫，兼以饥馑，……流尸满河，白骨蔽野。”（《晋书．食货志》）
隆安元年（397），丁酉，八月，北魏大疫，人与马牛死者十有五六。（《北史·魏本纪》）
义熙元年（405年），益州大族谯纵据四川，自称成都王。义熙二年（406年），刘裕派遣刘敬宣率兵五千人伐蜀。义熙四年（408年）九月，敬宣部队势如破竹，到达遂宁郡之黄虎，谯纵请求后秦姚兴出兵，姚兴遂派遣平西将军姚赏等率兵增援，黄虎之战中刘敬宣前进受阻，双方相持六十余日，敬宣部队粮草啖尽，此时疾疫大起，“死者大半”，敬宣下令退出四川。到建康时，士兵十不存一。
泰始四年（468年）六月，太白犯舆鬼，占曰：“民大疫，死不收，”其年“普天大疫。”[3]
建元元年（479年），顾宪之提升为衡阳内史，“先是，郡境连岁疾疫，死者大半，棺椁尤贵，悉裹以苇席，弃之路旁。宪之下车，分告属县，求其亲党，悉令殡葬。其家人绝灭者，宪之出公禄使纲纪营护之。”[4]
天监二年（503年）“六月丁亥，诏以东阳 （今金华）、信安（今衢州）、丰安（今浦江）三县水潦，漂损居民资业，遣使周履，量豁课调。是夏多疫疠。”[5]
天监十四年（515年）三月，后梁军截断淮河，以水倒灌寿阳城。四月，堰成而复溃，“乃伐树为井干，填以巨石，加土其上”，导致“沿淮百里内冈陵木石无巨细毕尽，负担者肩穿。夏日疾疫，死者相枕，蝇虫昼夜声合。”
大通三年（529年）“六月壬午，以永兴公主疾笃故，大赦，公主志也。是月，都下疫甚，帝于重云殿为百姓设救苦斋，以身为祷”。
太清三年（549年）春，侯景军围建邺城（ 今南京城 ），邵陵王长子萧坚“终日蒲饮，不抚军政。吏士有功，未尝申理，疫疠所加，亦不存恤，士咸愤怨”，这年三月，有士兵“以绳引贼登楼，城遂陷”。侯景得以攻入南京城，当时疫灾尚未平息，“城中积尸不暇埋瘗，又有已死而未敛，或将死而未绝，景悉聚而烧之，臭气闻十余里。尚书外兵郎鲍正疾笃，贼曳出焚之，宛转火中，久而方绝。”[6]
天嘉六年（北齐后主天统元年，565年）十二月，“是岁，河南大疫”。“是时频岁多大水，州郡多遇沉溺，谷价腾涌；朝廷遣使开仓，从贵价以粜之，而百姓无益，饥馑尤甚，重以疾疫相乘，死者十四五焉。”[7]
太建六年（574年）四月，陈军伐北齐，诏曰：“大军未接，中途止憩，朐山、黄郭，车营布满，扶老携幼，蓬流草跋，既丧其本业，咸事游手，饥馑疾疫，不免流离。”[8]
隋朝
开皇十年（590年），首都长安发生疾疫。
大业八年（612年），山东、河南大水，不久出现疾疫，“壬申年，大旱疫，人多死，山东尤甚。”（《北史·隋本纪》）
唐朝
垂拱三年，丁亥年，“是春自京师至山东疾疫，民死者众。”（《旧唐书·中宗纪》）
景龙元年，“丁未，夏，自京师至山东、河北疫死者千数。”（《新唐书·五行志》）
代宗广德元年（763年），江东大疫，“死者过半”。“辛丑岁（762年），大旱，三吴饥甚，人相食。明年大疫，死者十七八，城郭邑居为之空虚，而存者无食，亡者无棺殡悲哀之送。大抵虽其父母妻子也啖其肉，而弃其骸于田野，由是道路积骨相支撑枕藉者弥二千里，春秋以来不书。”（《吊道殣文》）
贞元十六年（800年）……韩全义素无勇略，专以巧佞货赂结宦官得为大帅，每议军事，宦者为监军者数十人坐帐中争论，纷然莫能决而罢。天渐暑，士卒久屯沮洳之地，多病疫，全义不存抚，人有离心。五月，庚戌，与吴少诚将吴秀、吴少阳等战于冢南广利原，锋镝才交，诸军大溃；秀等乘之，全义退保五楼。（《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三十五）
广明元年（880年），“庚子，春末，贼在信州疫疠，其徒多丧。赋众疫疠。”（《旧唐书·僖宗纪》）
宋朝
北宋庆历八年（1048年），河北大水，次年三月疫灾。
绍兴元年（1131年），“辛亥，六月，浙西大疫，平江府以北，流尸无算。”（《宋史·五行志》）
南宋嘉定元年（1208年），江淮一带大疫。（《宋史·五行志》）
南宋度宗咸淳七年（1271年），浙江永嘉地区大疫。
南宋德佑元年（1275年）六月，常州等城为元军占领，城内居民四处逃窜，“民患疫而死者不可胜计”。
南宋德佑二年（1276年）闰正月，元军包围了临安府，德祐二年闰三月，临安府大疫。
辽、金、蒙古
金末年哀宗正大九年（1232年），汴京疫病大起，“都人不受病者万无一二，既而死者继踵不绝。”当时汴京有城门12座，每日各门送出死尸多达2千具。
元朝
至大元年（1308年）春，绍兴、庆元、召州大疫，死者二万六千余人。皇庆二年（1313年）冬，京师大疫。（《元史·五行志》）
至顺二年（1331年），衡州连岁大旱，又发生疫灾，“死者十九”（《元史·文宗纪》）。
至正四年（1344年），中国淮河流域爆发黑死病[来源请求]（《明史》卷一，太祖本纪，“至正四年，[明太祖的出生地泗州（今安徽明光市））］旱蝗，大饥疫。太祖时年十七，父母兄相继殁，贫不克葬。”），河北商人再沿“丝路”将之传到印度、中亚、波斯、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等地[来源请求]。同时期蒙古金帐汗国在攻打克里米亚的卡法城市时，将染疫尸体用投石机投入城中，由此散布病毒至欧洲各处。造成1347年欧洲大流行，大文豪薄伽丘的《十日谈》即是以这场瘟疫为故事背景，描写浩劫下的人性。
至正十九年（1359年）春夏，莒州沂水、日照二县和广东南雄路大疫。
明朝
景泰六年（1455年），南京等地“死者相枕连途，生者号啼盈市。弃家荡产，比比皆是；鬻妻卖子，在在有之。”次年，湖广黄梅县奏报：“有一家死至三十九口，计三千四百余口；有全家灭绝者，计七百余户；有父母俱亡而子女出逃，人惧为所染，丐食则无门，假息则无所，悲哭动地，实可哀怜。”[9]
成化七年（1471年），京城大疫，诏“顺天府五城兵马司于京城崇文、宣武、安定、东直、西直、阜城六门郭外各置漏泽园一所，收瘗遗尸，仍命通州、临清沿河有遗胔暴露者，巡河御史一体掩藏之。”[10]
成化十二年（1476年），福建延平府“疫疠之余，盗复窃发”[11]
嘉靖初年（1521年），凤阳大疫，南京兵部右侍郎席书“夙夜奔劳，出入于瘟疫之境，全活百万余人。”[12]
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北京“时疫太甚，死亡塞道。”龚钟庵有诗：“疫疠饥荒相继作，乡民千万死无辜。浮尸暴骨处处有，束薪斗粟家家无。”[13]
万历八年（1580年），“大同瘟疫大作，十室九病，传染者接踵而亡，数口之家，一染此疫，十有一二甚至阖门不起者”。万历《山西通忘》卷26记载，潞安“是岁大疫，肿项善染，病者不敢问，死者不敢吊”。
天启三年（1623年），明军在平定奢寅时有大疫，“分布各将据险固守，相机擒剿，迟速殊难豫定”[14]。
崇祯六年，山西出现瘟疫。崇祯“七年八年，兴县盗贼杀伤人民，岁馑日甚。天行瘟疫，朝发夕死。至一夜之内，百姓惊逃，城为之空”。
崇祯八年（1635年），总兵龙世威统兵防守潼关、朱阳关等隘口，“露宿凡十旬，皆患疫疠不能军，闯贼大至，遂溃。”[15]
崇祯十年（1637年）以后，山西全境瘟疫大流行“瘟疫盛作，死者过半”，疫情传到河南地区，“瘟疫大作，死者十九，灭绝者无数”。榆林府“大瘟，……米脂城中死者枕藉，十三年，夏又大疫，十五年，……大疫，十六年，稔，七月郡城瘟疫大作”。
崇祯十二年夏，商洛山中瘟疫流行，李自成、刘宗敏的义军将士染病。
崇祯十三年，顺德府（今邢台）、河间府（今河间）和大名府（今大名）有大疫，人死八九。
崇祯十六年二月，北京大疫，病名叫“疙瘩病”，“大疫，人鬼错杂。薄暮人屏不行。贸易者多得纸钱，置水投之，有声则钱，无声则纸。甚至白日成阵，墙上及屋脊行走，揶揄居人。每夜则痛哭咆哮，闻有声而逐有影”。[16]
崇祯十六年八月，天津爆发肺鼠疫：“上天降灾，瘟疫流行，自八月至今（九月十五日），传染至盛。有一二日亡者，有朝染夕亡者，日每不下数百人，甚有全家全亡不留一人者，排门逐户，无一保全。”[17]
崇祯十七年，天津督理军务骆养性说，“昨年京师瘟疫大作，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
清朝
顺治四年（1647）夏秋，“江西抚州大疫，尸相枕籍，死数万人。”（光绪《抚州府志》卷84）
康熙九年（1670）正月灵川大疫。（《清史稿》）
康熙二十一年（1682）五月，榆次疫。（《清史稿》）
康熙三十二年（1693）七月，德平大疫。（《清史稿》）
康熙四十一年（1702）三月，连州疫。（《清史稿》）
康熙五十六年（1717）正月，天台疫。（《清史稿》）
雍正元年（1723）秋，平乡大疫，死者无算。（《清史稿》）
乾隆五年（1740）瘟疫流行，民有死亡。（《通渭县志》）
乾隆十年（1745）十一月，枣阳大疫。（《清史稿》）
乾隆三十二年（1767）八月，嘉善大疫。（《清史稿》）
乾隆四十年（1775）春，武强大疫。（《清史稿》）
咸丰五年（1855年）六月，云南清水大疫。六年五月，湖北咸宁大疫。十一年春，山东即墨大疫。六月，山东黄县大疫。[18]
同治二年（1863年），六月，上海疫疾流行，死亡二万余人。夏天，陕西瘟疫流传。余澍畴《秦陇回务纪略》记陕西的疫情：“自夏徂秋，疫疠大作，死亡甚多，至有全家无一生者。”
俞樾的《曲园笔记》记载，“同治之初，滇中大乱，贼所到之处，杀人如麻，白骨飞野；通都大邑，悉成坵墟。乱定之后，孓遗之民，稍稍复集，扫除胔骼；经营苫盖。时则又有大疫，疫之将作，其家之鼠，无故自毙，……人不及见，久而腐烂，人闻其臭，鲜不疾者，病皆骤然而起，……或逾日死，或即日死，诸医束手，不能处方；……其得活者，千百中一二而已。疫起乡间，延及城市，一家有病者，则其左右十数家即迁移避之，踣于道者无算，然卒不能免也。甚至阖门同尽，比户皆空，小村聚中，绝无人迹……”
光绪十六年（1890年）秋，北京有大疫[19]，当时的重臣潘祖荫、曾国荃、曾纪泽、彭玉麟、杨岳斌等皆病逝。户部左侍郎孙诒经患重病，“痰喘甚重”，不久去世。翁同龢在日记中说:“七日之中两哭吾友，伤已，子授亦谅直之友哉。”光绪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醇亲王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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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中医对于传染病防治有没有功劳，明白的人自然明白，毕竟现代医学的科学事实就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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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中医，但一定要找水平好的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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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我做过SARS的research, 当时广东省中医院收治的96个SARS患者中，死了7个，这7个都接受了大剂量的激素（glucocorticoids) 冲击疗法。激素的滥用导致的肝脏损伤是非典患者死亡的主要因素之一。Large doses of glucocoticoids caused significant liver damage, bacterial infection, hyperglycemia, hypocalcemia, hypokalemia psychological dis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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