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活着——六个月的生死苦乐【癌症就医对比阅读

在澳大利亚医疗保健



活着

文/shenjiangan

一、疼痛

“您已经跑步8公里，平均每公里用时4分钟5秒钟，加油吧…”运动软件机械的声音提醒我运动量到了。浙工大的操场上，我呼哧喘着粗气，逐渐把速度降下来，大颗的汗珠喷涌出毛孔，随后汇合成小溪，把全身浸润透。

从腰包上取下运动饮料，小口喝着，体会流失的水份和能量慢慢地回到体内。“今天跑得不错，就是这该死的疼痛怎么老也好不了，都已经发病快两个月了，后背和左胸还是疼的不行。”十分钟力量和放松练习后，我起身朝着家里走去。

从2010年开始，胃部、胸口、颈背等身体各个部位的疼痛时有发作，最严重的时候疼得整整一个多月没法睡觉。四年中，我跑遍了杭城各大医院，X射线、CT、磁共振、钡餐、B超、胃镜、心电图等等，只要能想得起来的检查都做了，就是不能确诊。往年，疼痛最多持续一个半月的时间就不药而愈，今年的病情发展有点失去控制的味道。

二、决定

“啊！！！”我郁闷地低吼一声，颈背部的疼痛简直让人没法好好干活了。从电脑前站起身来，我凑到更衣柜的棱上左右摩蹭着脊椎两侧的酸痛处。科里的文字工作很多，同事的肩颈部位都有些问题，几乎都在用这个土法按摩放松肩颈。

同科室的一位同事休假去了，手上工作多得脱不开身，“等他回来后一定要去医院好好查查。”我决定。

三、颈椎病？

同事终于回来了，我马上请了一周的病假，打算先把颈椎病彻底治好。

浣纱路上的S医院里人山人海，每个科室都塞满了来自省里各个地市的病人，里三层外三层地围着医生。如果没人介绍，就必须在很早起床排队挂专家号，还不一定能挂到。我不打算做清高的圣人，于是通过熟人介绍，和老婆一起直接到住院部找了医生。

医生姓F，很年轻，但是看得出在专业上很自信。由于同院的同事提前打了招呼，F医生非常热情，虽然从我描述的症状来看基本认定是颈椎病，还是给我开了磁共振检查。2013年初以来，各种体检时已经拍过两次片子，我对影像检查其实是抗拒的。但是由于这几年肩背老是出问题，老婆放心不下，坚持彻底查明病因，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付了钱，我也只能认了。好在不用排队等候，检查结果隔天就能出具了。

四、肿瘤？

隔天下午老婆要去接孩子，我一个人慢悠悠的晃到医院，取了片子在医生办公室等着。F医生在开会，听说要半小时后才结束。虽然不能完全看懂片子，但是我想总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因为骨骼没有明显变异还是看得出来的，不由得开始心疼那几百块拍片的钱。等待的时候玩了把游戏，翻了翻新闻，还麻烦一个不认识的医生帮忙看了下片子，他从纸牌接龙中抬了下头，扫了一眼，说是没有什么异常。我打算走人了。

刚走到电梯口，F医生急匆匆的回来了，一边从我手上接过片子，一边笑着说开会真无聊，早就想逃出来了云云，我也会心的笑了起来。突然，F医生眼神一凝，他快步走到读片灯前，夹好片子仔细看了起来，脸上的笑容有些僵硬起来。

“F医生，我的颈椎病很严重吗？”我有点担心，毕竟请假时间长了不好办，一周内搞不定就麻烦了。

“唔…说不好，你等一会，我请老师来看看，他应该还没走。”

两分钟后，一个50多岁的医生走了进来，看了一眼片子，然后问：“病人在哪里？”

“是我。”

老医生有点诧异的看着我：“从片子上看，你应该已经…这样吧，你去E医院脑外科找A主任，就说是xxx介绍来的，你这病不是颈椎问题，应该是椎管内肿瘤导致的脊髓空洞…”

后面的话我没怎么听明白，整个人陷入了呆滞状态。什么肿瘤？什么脊髓？是在说我吗？

五、又拍片了

解放路上的E医院明显比S医院更高大上，不找熟人带进去，排一周的队你都见不着脑外科的主任。A主任应该是圈子里的权威人物，坐诊时还带着个洋人学生，神情淡定，体态雍容。他认真地看了我的片子，问了些发病的症状，然后判断是椎管内肿瘤占位造成的脊髓中枢神经压迫（前一晚查了些资料，我已经能听懂一些术语）。由于片子拍的时候不是冲着肿瘤的判断去的，因此不够清晰，A主任建议再拍一张增强的。

心里存着一丝侥幸，我当然同意了。

六、瘫痪

增强的磁共振片子出来了，A主任却到滨江区的分院做手术去了。焦虑不安的父母和姐姐都急着了解病情，于是我又托熟人找了脑外科副主任先看了片子。副主任显然不是很乐意，毕竟已经是下班时间了，我又不是他的病人。漫不经心的扫了一眼后，副主任就判了死刑：“椎管内肿瘤，发病率10万分之2.5，做不做手术都要瘫痪。”

“瘫痪的概率是多少？”老婆的嘴唇有点发抖，有点发紫。
“百分之百，做手术只是救命，瘫痪是肯定的。”
“如果不做手术呢？”
“压迫中枢神经，先瘫后死。”副主任目光坚定，神情冷峻：“要不你们去灵隐烧烧香，希望会大一点。”

我彻底傻了，甚至没留意到对方言语中残忍的调侃，呆呆地走出医生办公室，站在走廊尽头的窗口前一言不发。老婆捂着嘴，蹲下来开始干呕，这个诊断显然瞬间就击垮了她。我走过去把她扶起来，两人抱头痛哭。

走廊另一头父母和姐姐在四处打电话找关系，商量着哪怕是出国动手术也要保住不瘫痪。

医院大楼外，杭城夜色已至，在朦胧的泪眼中氲开构成了一幅不真实的画面，恍若地狱…

全家人不甘心的等待中，A主任终于行色匆匆地回来了。在仔细的看了片子后，他认为手术还是“值得一试”的，至于成功率则很难说，有很大的可能会瘫痪。这个保守的说法显然不是我们想听到的，而我们也隐隐地察觉到对方似乎并不是很愿意接手，难道是手术风险太大了？

第二天，我和老婆咨询了S医院的神经外科B主任后，肯定了上述猜测。由于我们并没打算在S医院动手术，B主任可以把话讲得非常透。按照他的说法，由于肿瘤和脊髓是紧密结合的，为了减少术后复发的概率，手术中将不可避免地切除一部分中枢神经。

现在医患关系紧张，出于避免纠纷的考虑，一般医院都是等到病人瘫痪后才施行手术，否则万一病人竖着进来、横着出去就说不清楚了。同时，他还提醒我们，这种肿瘤是不能保守治疗的，拖的久了瘫痪是必然的，时间越长术后恢复情况就越差。

全家连夜动员起来，发动一切关系去寻找更有把握的医院或者说医生。

七、上海

隔天就有消息传来，姐姐和老婆的朋友分别帮忙联系了上海的长征和H医院，同时，很多朋友都说浙江的神经外科和上海还是有一定差距的。病情不等人，我和老婆立刻连夜奔赴上海。

八、抉择

这天，注定是疲倦的，不论是身体还是心理。宾馆的床太小，不幸的是我还认床，后背的疼痛和黯淡的前景让我更是彻夜难眠。大清早，我和老婆直接奔向H医院，结果被告知查房时间医生都在忙。

一个身材高大、颇有气势的中年男医生身后跟着几十号性别、年龄不一的医生，像黑社会寻衅般穿梭在各个病房间。看到我们站在医生办公室门口，“带头大哥”眉头一皱：“你们是干嘛的？出去等！”
“呃…我们在等L医生…”
“出去！这里没有什么L医生，哪怕有,我也不会让他见你们！”

“带头大哥”身后闪现几个彪悍的身影，伸胳膊撸袖子，作势欲赶。我们被镇住了，琢磨着再不滚蛋他们会不会掏手术刀。小命比人强，我和老婆屏着气，迅速转身逃出病区，头都没回一下。

半小时后，病区的大门再次打开，我们随着人流冲向医生办公室，很容易就找到了朋友介绍的骨科L医生。L医生40出头的年纪，梳着大背头，很有点小开的味道。他很热情的接待了我们，看了片子后表示一定是肿瘤，并且一定是在这里动手术，因为H医院是全国的神经外科权威。问及手术成功率，他很肯定的说是80%。为了增强我们的信心，他还介绍我们去同院的神经外科会诊，对方给出了相同的结论，并且同样说到，在H医院做手术是最合适的。好强的自信！让病人心里暖暖的，这点和杭州某些医院的风格完全不同。

吃午饭的时候，我和老婆几乎已经决定就在H医院动手术了，毕竟有了之前杭州的经历，H医院医生强烈的自信对我们的影响太大了，根本没曾想，到了下午，我们幼小的心灵会受到更大的冲击。

下午，姐姐和姐夫从杭州赶了过来，姐姐的一个朋友辗转介绍了长征医院的神经外科肖建如主任。肖主任很忙，办公室里人来人往，我们等候了将近一个小时才得空。肖主任50不到的年纪，身材高大，两眼眯成了一条缝，眼袋很大，看上去精神不是很好（后来才听说他经常通宵做手术，第二天照常上班，强！）。说明来意后，肖主任一边看片子一边说：“肿瘤，不会有其他可能，马上住院动手术。”“成功率呢？”“80%吧…就算90%好了，难度不大的，你懂的。”

我的天！浙江省头把交椅的E医院不愿意接的手术，到了这里都排不上号？落差之大让我张口结舌。要知道，当一个医生说90%的成功率时，就意味着完全的把握！后来了解多了才释然，原来全国的脊柱肿瘤患者几乎都集中到了北京和上海的少数几家医院，长征医院是其中的翘楚，一天做七、八台脊柱外科手术再正常不过了。这就好比让一个木匠十几年如一日打同一套柜子，哪怕闭着眼睛他都能完美地复制出同样的作品来，无他，但手熟尔。

听说为了确保质量，国外很多外科医生每周做手术的数量是规定的，所以从经验上来说远远不如中国几大城市的外科医生，他们经常会慕名来中国学习。这些都是题外话，打住。

话说我们的心神激荡得不轻，当晚回到杭州后还是满心的惊喜。虽然不可能像感冒一样吃点药躺几天就痊愈了，但至少从全瘫、必死的魔咒中解脱了出来。

到家后已经快晚上十点了，虽然很累，我们还是立刻分头通过各种渠道搜集相关资料，了解到H医院的神经外科几乎是全国最好的，而肖建如则几乎是全国椎管内肿瘤手术的第一把刀，这让我们很难抉择。

九、准备

作为军队医院，长征医院的效率相当高，隔天下午就打电话过来说病房安排好了，两天后就能入住，这也帮助我们下定了决心。我和老婆把女儿送到丈母娘那里，收拾好行囊，坐在床上无言对视，内心忐忑…

评论
十、住院

一大清早，姐姐和姐夫就开车接上我们直奔上海。高速公路上，我拍照发了个微信朋友圈，配上文字：我一定会走着去，走着回来！却没注意照片是横过来拍的。姐姐看到后觉得不太吉利，让我给删了。没曾想，最后我还是躺着回杭的。

到了长征医院，肖主任的助手李博医生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并帮我们顺利的安排好病床。上海的医生基本上都很热情，包括我的主管医生杨兴海教授等，术后但凡有什么问题打电话发短信询问，他们都会很耐心详细地解答，一些病历、病理报告什么的他们还会帮忙寄过来，亲，包邮哦！这在杭州很多医院是无法想像的。由于脊柱外科的病房在装修，只能借用其他科室的病房，而脊椎肿瘤手术的“生意”特别好，每个小小的病房中要塞进6张病床，我的还是加床，放在门口，靠近电梯间，供来往的病人和家属等参观。

病房里病人很多，家属更多，药水、体味、菜肴等各种气味在狭小的空间内蒸腾。椎管内肿瘤比较特殊，一旦复发就意味着终身都甩不脱了，而多数病友都不是第一次动手术了，因此情绪不怎么高，很少有人说话，偶尔忍不住疼痛了才呻吟几声。倒是家属们高声交换着病情和手术费用等话题，让病房里一直嘈杂得很，像早上的菜市场。

听着护士台不时响起呼叫铃声和家属的交谈，虽然这天后背的疼痛出乎意料地缓解了一些，我还是失眠了。

十一、过敏

家里所有人都赶到了上海，按照医院的通知，今天是手术的日子。

从前一天晚上八点开始我就禁食禁水了，靠挂水维持着，18个小时过去了，真的、真的、真的很饿…小李医生来过几次，让我们签了一大堆声明和协议，我没有仔细看，表示了对院方的充分信任，而事实上，我连完整的手术过程都不清楚，直到很久以后才知道脊柱上被切除了3块椎板骨，而用来替代骨骼的钛合金钉棒系统价格贵得吓人。当时我只是模糊的知道，手术中要切开背部的脊椎骨，然后切开脊髓，然后把肿瘤剥出来。护士小妹很温柔地把手术后的注意事项详细的做了宣讲，还帮忙找了个护工，把我的头发剃了个精光，我的光头造型很帅。

无聊的等候中，我昏昏欲睡，连手机都懒得玩了。正当我快要死于饥饿时，小李医生兴冲冲地进来宣布手术台安排好了。打了镇定针，换好病号服，拿上片子和石膏床，躺到担架床上，老婆挤过来和我握手，我还没想好怎么安慰她，就被护工推走了。

手术区比想像中大多了，护工推着我七拐八绕的来到18号手术室前就走了。手术室的门开着，里面一群医生护士在扎堆聊天，只有少数人还在忙碌着，看来前一台手术接近了尾声。一个年纪很轻的麻醉师走过来给我上了脚部静脉针、手腕动脉针后就走了，期间没有跟我说一句话，搞得我很孤独。

10分钟后，没有任何人来问我任何问题，走廊上风很大，我开始感觉有点冷。

又过了10分钟，我还是孤零零的躺在床上，只盖了一条很薄的毯子，很冷。

终于有人来了， 小李医生穿着手术服，戴着口罩， 把我推进了手术室。手术室里同样很冷，我开始感到呼吸困难，像是有什么东西把喉咙堵住了。5分钟后，那个年轻的麻醉师施施然的飘了进来，打算给我最后一击。

“嗯？你抖什么？不要紧张，没事的。”

“医生，我不紧张，只是有点冷。”

“还冷？你身上和脸上都捂得发红了，等等，这个是…”麻醉师开始感觉到有什么不对劲了，把毯子整个拉开上下检查起来。此时我身上到处是疹子，双眼、咽喉、鼻腔都开始严重充血，说不出话也睁不开眼，像条离开水的鱼一样无意义的挣扎、呻吟着。麻醉科主任闻讯赶来，立即就判断我是药物过敏，中断了手术并给我上了抗过敏药物。

我像头死猪一样被推回了病房，家人们面面相觑，都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稍晚的时候，肖主任来了一趟，告知刚才是麻醉药物过敏，概率小于万分之一，但是既然被我赶上了，就必须脱敏后才能继续手术，万一手术开始后才发作很难抢救，几乎就是必死的结局。

姐姐的朋友很给力，马上就介绍了H医院特需门诊皮肤科的一个专家，约好了第二天早上碰头。

十二、风险

H医院的特需门诊相当不错，环境整洁，医护人员和蔼可亲，上次那种“带头大哥”型的医生在这里是不可能出现的，因为这里的病人不外乎三种：老外、官员、有钱人。没有长长的排队，没有大呼小叫，一切都看上去那么和谐，除了——价格，呵呵。

我们见的是个45岁左右的女医生，她详细询问了手术当天使用的全部药物和过敏时的症状，然后从中点出了一种叫“鲁米纳”的镇定剂，说有60%以上的可能是这种药物导致的。由于是药物过敏，甚至都没法脱敏，只能用其它药物替代，至于替代药物是否同样会引发过敏则无法预料，手术风险很大。

得到了答案，我们却更忧心忡忡。

十三、等待

姐姐先回杭州去了，这几天她忙得不轻，需要休息一下。我和老婆没回去，等着病房再次空出来，期间又做了一次磁共振，幻想着也许是之前的片子拍得不好导致的误诊，结果当然不如人意。

每天，我和老婆都待在宾馆里默默地上网查着资料，在短短几天内成长为椎管内肿瘤的专家，围绕一些绕口的专用名词展开深层次的讨论，讨论往往在我疼痛难忍、精疲力竭时及时结束。

由于疼痛加剧，我整夜整夜的失眠，精神变得很差，体重下降到140斤（1米84的彪形大汉），似乎吃什么都吸收不了。家人们都让我不要紧张，要放松下来好好休息，积极准备手术。而在我看来，身边每个人都很紧张，除了我。

十四、再次住院

5天后，病床终于空出来了。

病房里还是像菜市场一样热闹。28床马鞍山的大姐已经理好了光头，因为以前手术时伤到了喉咙而说不了话，只能笑咪咪的坐着看我们聊天；29床云南大理的阿姨病情很重，刚做完后路手术，还有一次前路手术，这时躺在床上一言不发，她和28床一样都已经是第五次复发了，神经像铁一般坚强；31床安徽安庆的大哥和我手术排期是同一天，这会儿正和陪护的弟弟商量着住哪个康复医院；两张加床上的病人都在和家属说说笑笑，一个是因为头回发病无知则无畏，另一个是因为天生乐观，总之他们很好地调节了整个病房的气氛；我躺在30床上，想着上一个躺在这张床上的合肥小伙子才23岁，就已经在八个月内接受了三次手术，这辈子可能都摆脱不了这个噩梦，不禁内心戚戚。

十五、玩笑开大了

今天要动手术，排在上午第一台，而且手术室换到了门诊大楼，听说那里的设备要新一点。

早上九点，护工早早地把我推到了门诊手术区，1号手术室。新建的手术室果然高端大气，一切看上去都很整洁，手术区的温度也比上回有了很大的提升，这让我信心倍增。手术护士很麻利地为我完成了术前埋针等准备工作，期间我们友好地交换了一些时政事件的观点，并就双方当前收入水平均较低这一现状达成了一致看法，小护士们纷纷表示如果不解决待遇问题，将在近期内辞职走人。

这时，一个熟悉的身影迈着稳健的步伐信步走了进来，要不要这么巧啊，又是他？年轻的麻醉师看了我一眼，擦了擦眼睛，然后确认就是我，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麻醉师很直接地表示心里没底，拒绝为一个潜在的药物过敏患者施行麻醉。我又被华丽丽地推回了病房，家人们的心脏都有点受不了了。

小李医生急匆匆地赶来，解释说是因为沟通上出了点问题，门诊手术室没有准备急救包，麻醉科担心万一出现过敏无法及时抢救，只能把手术安排到下午了。好吧，不就是再多饿几个小时嘛，哥们撑得住。

时间在无聊的等待中滑过，傍晚六点传来消息，手术室准备好了。这回是11号手术室，一个不认识的麻醉师，虽然他对我坚持不用鲁米纳镇定剂有些不解，但还是做完了前期工作，拆开了麻醉包打算进行乙醚麻醉，一切准备就绪，很顺利，直到那个年轻的麻醉师刚好下班前来串门，然后，就又没有然后了。

这回小李医生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只是表示麻醉过敏确实很危险，麻醉科不愿意担风险也是可以谅解的。家人都很担心这么折腾会让我的情绪低落，事实上我一点也不在乎，只是觉得有点荒诞，这么多巧合都落在我身上？内谁，帮忙去买张双色球，哥要倍投100注。

十六、我回来了

事实证明“熟人”无所不能。在姐姐朋友的活动下，麻醉科终于同意配合手术，并由科室主任亲自上阵以确保安全。去手术室前，我突然觉得自己该说点什么宽一下家人的心，憋了半天也琢磨不出什么豪言壮语，只好拉着老婆的手小声的说了句：我一定会回来的。回头一想这不是灰太郎的台词嘛，操蛋。

不可思议的是，时至今日，我唯一忘记了正式动刀的是几号手术室。整个过程乏善可陈，因为麻翻了嘛，啥也记不得了。手术开始前，我郑重地对小李医生说：“帮哥哥把刀口缝得漂亮点，别到了夏天光膀子吓着孩子。”语毕，一个透明的罩子轻轻落到嘴上，然后我就睡着了，二个月以来睡得最沉的一觉，没有梦。

不知道过了多久（老婆说差不多六小时），一束强光照射到我的脸上，我像到了高潮一样全身一抖就醒来了（很恶的比喻，但是确实挺形像的），然后感到刺骨的冷，如坠冰窖。一个医生把暖风机插到被子里试图升高我的体温，然后迫不及待地让我动一下脚。

我动了下右脚，右脚以夸张的角度转了一整圈。
我又动了下左脚，左脚…没动，什么情况？
一定还没醒，一定是个梦，我这样跟自己说：“要镇定，手术可能快结束了，麻药快失效了，所以出现幻觉是正常的。”
一个声音很开心地响起：“不错啊，手术很成功，双脚都能动，以后好好做康复，一定能全部恢复的。”
双脚？“医生，我的左脚没动呀？”我弱弱地提醒。
“不是呀，动得挺好的，唔，可能感觉上有点障碍，但是活动没问题，会好起来的。”

我还在回味这种“动了，但是自己察觉不到”的奇怪感觉，手术床被推回了病房，家人们呼啦一下全围了过来。他们已经提前得知了手术结果，所以个个都是一副如释重负的表情，很开心的样子。时至今日我还是很享受这种被人担心、被人牵挂的感觉，这辈子有那么几个人心里有你，就没白来一趟，值了。

老婆握着我的手，看着我身上插的那些个管子，嘴唇蠕动着，想哭，又想笑，情绪复杂。

我说：“老婆，我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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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最长一月

我在长征医院只住了三天。对院方来说，每台手术都能带来巨大的收益；对病人来说，上百双眼睛巴巴地盯着空出来的病床。因此，我实在没有理由在这里久待下去。

那三天里，每天都要挂一大堆药水，据说有消炎的、活血的、营养神经的、提高免疫力的，诸如此类。和杭州的医院不同，几乎所有的上海医院都不提供每日清单，所以我们都不知道花了多少钱在那些或透明或混浊的药水上，只是从有经验的病友口中得知至少3K/天。让我开心的是，第二天开始就有小兄弟和同事从杭州赶来看望我，这交情真不是盖的。

不论是清醒还是入睡时我都不敢擅动，刀口的疼痛不算什么，毕竟有麻醉包镇着，那三根吓人的管子才让我如临深渊。白色的是深静脉输液管，黄色的是导尿管，红色的是体内引流管，各司其职，牢牢地把我绑在床上。我怀疑自己都快神经衰弱了，脑子里总是不经意地冒出管子脱落然后各色液体乱喷的场景。

病房里不是个恢复的好地方，各种噪音24小时萦绕在耳旁，哪怕是在深夜，几个重病号的监护仪也尽职地以每分钟若干次的频率“滴滴”响个不停。就算院方不赶人，我也待不下去了。术后第四天，我转到了康复医院，暂且叫K医院吧。听说术后康复很重要，姐姐和姐夫四处托人打听哪家医院较好，还实地考察了其中几家，累得不轻，最终定了这家。自从查出这个病后，姐姐和姐夫就一直在为我奔忙，姐姐每周都请假在上海陪护我几天，期间还放弃了单位的竞聘。我从未当面感谢过他们，有些人，有些事，记在心里就行。

K医院在浦东新区，和我的大学母校隔江相望。医院周边是新建的小区，和马路有一段距离，很僻静。胡闹的是，病区却着实吵闹不堪，一是护工大姐大哥们天性奔放，豪爽的嗓门怎么也收敛不了，二是护士台的呼叫铃声全天无休，用的是理查德克莱德曼的《致爱丽丝》，能轻易把你从最深最甜蜜的睡眠中唤醒，以至于现在我听到洒水车播放这首曲子还有一种想呕吐的感觉；三是最扯蛋的，住院部居然有二个楼层在装修，从早上一直到晚间八点多，各种风镐、电钻、榔头声不带停的。

住院期间换过一次同房病友。起先是个还在读职高的温州小姑娘，因为和同学打闹撞在桌角上把尾骨给搞骨折了。在遇到她之前，我完全不相信一个女孩子的神经能长成那样。很难形容那种感觉，毕竟一起相处才短短一周时间，故事不多。这个爽朗、阳光、善良（以上为正面评价）和脑殘、大条、缺心眼（以上为负面评价）的17岁花样年华、全家都笃信基督教的少女给我的住院生活带来了一丝亮色，她的一些举动和言论常常让病痛中的我忍俊不禁。记忆里最深刻的是由于医生一再晃点出院时间，归心似箭的她可以连续好几个小时唱同一首歌——《回家》，小姑娘作词，小姑娘作曲，小姑娘演唱。到现在我和老婆仍与她保持着联系，每天通过微信旁观她的喜怒哀乐，为她点赞。

小姑娘逃走后，在病床还没整理出来前，一个65岁左右的老婆婆推着她的先生迅速占领了我的邻床，据说是受不了原先同病房的病友打呼噜，一刻也呆不下去了，看来是一对爱安静的夫妻。稍后我确定了这个判断，晚上七点不到，老夫妻就郑重宣布——该睡觉了。虽然我是病人，身体比较虚弱，但是这个时间点也睡不着呀。出于尊老爱幼的好习惯，我和老婆只好戴上耳机偷偷地用IPAD看看电影或者小说，连大声咳嗽都不敢。

在接下来的二十多天里，这位来自无锡的上海知青老先生说的最多的三个字就是“锅特伊”（关掉它），对象包括灯、电视、排风扇、空调等所有能发出光线、声音、热量的电器，你们是有多爱地球，多节能减排啊！在多次暗示实在无法这么早休息而得不到回应后，我和老婆决定小小的抗争一下。晚上七点，我们准时打开IPAD看电影，只是没插耳机。老先生和老太太显然被激怒了，无法接受权威被挑战，在几次骂骂咧咧没有收到明显成效后，老先生违背承诺首先使用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老式收音机，用几乎顶格的音量开始播放恐怖的沪剧。

好吧，我们严重错估了对方的战斗力，经过15分钟无力的抵抗后就缴械投降，洗洗睡了。抗争失败带来的严重后果在接下来的十几天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我和老婆在这场主权斗争中彻底败下阵来，不分白天黑夜地被老红卫兵们全方位虐得体无完肤，一直到逃回杭州才慢慢恢复元气。

在K医院，我的作息时间基本上是这样的：

1、清晨五点，换班时间，一大群护士鱼贯而入，打开大灯，把我翻来覆去，指点品评，待我睡意全无后迅速撤退；

2、六点，清洁工开始拖地，一把臭气熏天的拖把从厕所、走廊、大厅一直到拖完所有病房都不带清洗的；同一时刻，护士台开始雷打不动地播放《凤凰传奇》，我起不来，老婆懒得起来看，所以直到回杭我们都不知道，护士妹妹们是否合着音乐在走廊上跳广场舞；住院的前十天，这个时候我就已经挂上药水了；

3、七点，医院会发放所谓病号餐，大多数时候是一碗白粥加一个馒头，反正我从来没吃过，包括中饭、晚饭都送给我的护工了；

4、早上八点到晚上七点，由于很早就被吵醒，人会很困，所以一整天都迷迷糊糊的，大部分时间在睡觉，只有在吃饭和换药的时候清醒一下；

5、晚上七点后，慑于老先生的淫威，我基本上都必须睡了，但是又睡不着；药水还没挂完，走廊上时不时传来《致爱丽丝》，通宵不断。

有三件事不得不提，因为记忆实在是太深刻了。

一是反人类的开塞路。

手术前就开始禁食，因此是没有大便的，我直到第五天还是没有便意，医生说这样不好，上开塞路吧。当天晚上，月黑风高，护工大姐用一支极大、极粗的灌肠液直捣黄龙。开始我还羞赧地闭着眼睛，大气都不敢出，5分钟后小腹剧烈的疼痛就让我眼都瞪圆了，但是大姐说还不是时候，再忍忍；10分钟，疼得实在不行了，我咬着毛巾，汗如雨下，大姐还是残忍地不肯打开“开关”；12分钟，我跟老婆说：杀了我吧，我不行了；14分钟，双眼都失去了焦距，无语凝噎；15分钟，大姐看到我已经被折磨得没了人形，终于满意地抽掉开塞路，仰天大笑而去；接下来的10分钟不足为外人道也，总之是…极不好闻的。待到清洁、通风完毕，我像个被QJ的小媳妇一样趴在床上哭泣，感觉再也不会爱了。

二是注水肉事件。

转院前对K医院了解得不多，想当然以为特色应该是康复，事实证明我错了，这家医院和娃哈哈一个系统的，靠卖水为生。前十天，我每天要挂10瓶以上的药水，最久的一天从早六点到次日凌晨三点，21个小时，共计14瓶药水，3针肌注。我和那些生在中国的家畜境遇类同，因为它们临终前也必须承受和我一样的痛苦，并且一样能为某些人带来超高的经济利益。到第十四天，我终于反抗了，拒绝了大部分药水，只留下一些必须的。这之后，主治医生脸色就不是那么好看了。直到转院前的五天，他的情绪才有所好转，因为我的引流液中查出了细菌，必须要加抗生素，所以药水又多了起来。

三是高烧24小时。

身上插了三根管子很不方便，转个身都要小心翼翼，生怕不小心脱落了，那可是会要命的。在转院后的第十一天，我终于忍不住提出拔管。最先去除的是导尿管和深静脉，拔管的那天我感觉轻松多了，没曾想当晚就发起了高烧，体温一度将近40度，并持续了整整一天。我感觉头疼得像是下一秒就会爆开，嘴里尽是胡话。老婆急坏了，让医生赶紧给我上退烧药物，同时每隔半小时就用酒精药棉给我物理降温，还不时擦去我额头冒出的汗水。

在这生不如死的一天里，老婆真的做到了衣不解带、夜不能寐，在我难受得冒起自杀的念头时，是她握着我的手轻声低语地安慰我，是她时刻不离地照顾我，是她给了我继续活下去的勇气和力量，没有这个女人，我熬不过那关，毫不夸张。

在K医院的那20多天，是我生命中最困难的一段时间，没有之一。感谢老婆和姐姐悉心的照料，感谢上海亲戚多次带了好吃的饭菜来看望我，感谢留在上海打拼的同学纷纷来温暖我，感谢领导多次打电话来慰问我，感谢这个世界没有抛弃我，真好。

当所有的插管被拔掉，病情日渐稳定，爱丽丝小姐快要把人逼疯的时候，我终于获准转院回杭。

十八、家

那天，救护车把我拉回到上塘路上的R医院，杭州的天很阴沉，似乎还下着小雨，记忆不是很清晰了。病房很新，就是小了点，最让我开心的是稍抬一下头就能远远地看到在朝晖现代城的家，一个多月没见的家，HOME，SWEET HOME。

同病房的是个20出头的小鬼，在单位组织的拓展活动中异常活跃，拳击、摔跤、动感单车无所不能，八个月前在练习前空翻时不幸摔断了颈椎，然后在康复治疗时不幸被实习医生折断了腿骨，然后在骨折手术时又不幸麻药失效提前醒来，然后因为卧床时间太长又导致好几处得了褥疮…简单的说，他从头到尾就是个悲剧。不过小伙子性格还不错，虽然是高位截瘫，在床上躺了大半年，连举起手臂的力气都没有，情绪却尚可。我送他一句“NO ZUO NO DIE”，他居然欣然接受并颇有点以此为荣的小得意，我只能感叹他心真大。巧的是，小伙子家又是信基督的。

回到家乡后，不知怎么心就定了，每天跟老婆说说笑笑，日夜不停地接受来自亲人、朋友、同事的轮番探望，批次多到要预约。由于在K医院把这辈子的药水都挂完了，我坚决不再做注水肉，而神经康复又没什么好的口服药物，因此每天的住院费用清单就乏善可陈，早上查房时主治医生的眼神幽怨得像是久旷的寡妇，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好在腿脚恢复情况还算满意，眼看就快过年了，我开始试探着提出出院回家。

在家人和医生的共同审视下，我抬了左腿抬右腿，向左翻身后向右翻身，一切看上去都很让人满意。于是，2014年春节前两天，一个寒冷却阳光普照的冬日，我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

十九、后记

回家后的第二天，我躺在床上，瞪着天花板开始回忆和构思这篇小小的记录，然而直到三个多月后的今天，我都能下地走路了，这些文字才正式完成。写作期间，由于拖得时间太长，一些很重要的记忆都模糊了，在家人的帮助下才找了回来。

需要说明的是，部分情节作了艺术加工，部分细节作了删减，一些感受作了夸张，然而更多的、绝大部分都是事实，是我这四个多月来切身的体会，切肤的苦，钻心的痛，劫后余生的叹，亲人朋友的爱，都是最真的，比真金白银还真。

不管余生还剩下多少，从今以后我都不打算再回忆起这段经历，也许在临终前才会去回味这段文字。因此，完稿前我想对悉心照料我的亲人说声我爱你们，对挽救了我生命的医务人员说声辛苦了，对关心爱护我的朋友和同事说声谢谢，对文中调侃过的所有人说声对不起，为了情节需要牺牲了你们，其实你们都很棒，鞠躬！（鞠躬对象不包括E医院的副主任，作为医生，没把握可以不接我这个病人，但是借用专业强势肆意恫吓、调戏一个处在绝望中的弱者，你的品行不值得尊敬）

经历了风浪的我，有强烈的劝说欲，如果你把以上一万多字都看完了，不妨再耐心听我最后碎叨几句；如果从开头直接跳到结尾，那么下面这段文字也不失为一碗口感尚可的心灵鸡汤。

前些天在微信上看到罗胖说过一句话：人总是要走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每个人都是绝症病人。过去的36年中，我活得很自我（杭州话叫“旺”），几乎没有信仰，看到罗胖这种腔调一定会嗤之以鼻。自从死里逃生后，对生命的敬畏导致我对这类话题感同身受。在短暂的几十年中，怎样过好自己的日子是一门艰深的学问，又是最自然的选择。生命很脆弱，不知何时死亡就会降临，因此或从容，或忙碌，或精彩，或平淡，或伟大，或渺小，都是一种合理的活法。得不到的大可不必太过计较，拥有一切的也实在无须趾高气昂，现在的我们是平等的，因为都活着；将来的我们也必将是平等的，因为都会死去，有种你别死。呵呵，开个玩笑，别太当真。生死之间有大恐怖，同时也有大欢愉，无所谓对与错，体验过就是成功。

扯远了，浓缩精华版鸡汤结尾：

尽量不要作，烟酒、熬夜要适度；不影响生活的前提下，把工作做好；多陪陪家人和孩子；存点钱以备不时之需；一定、一定、一定要对得起爱你的人。做到以上这几点，恭喜你一定很幸福，那么，多活几年。没了。


http://jiaren.org/2014/06/14/huozhe-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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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认同你的结尾，人生无常，接受现实，好好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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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不容易。大难不死 必有后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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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观面对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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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量不要作，烟酒、熬夜要适度；不影响生活的前提下，把工作做好；多陪陪家人和孩子；存点钱以备不时之需；一定、一定、一定要对得起爱你的人。做到以上这几点，恭喜你一定很幸福，那么，多活几年。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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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都是要经历些苦难才会彻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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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需要努力，还要认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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