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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上个世纪90年代初，台湾知名导演李安曾经以一部名为《喜宴》的电影引起了世界华语圈的广泛关注。
台湾导演1993年执导的电影《喜宴》曾引起不少人的共鸣。
影片中的台湾青年高伟同虽然生活在美国纽约，有着同性伴侣Simon，却不敢与父母坦白，结果闹出了一场假结婚，也可以说是形式婚姻的闹剧。直到后来，伟同的父母了解了孩子的性取向，变相接受了他，但多少也是由于伟同与形式婚姻妻子微微有了孩子才让这对父母能够妥协。
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开始之际，华裔性小众群体似乎依旧面对着是否要向父母出柜的煎熬和两难选择。
Amy：“宁愿营造出一种我一直专心工作[的样子]”
Amy在抵达澳大利亚开始留学生活后才意识到自己的性向 (supplied)
Amy最初来澳大利亚是为了学习深造。虽然在上大学时短暂地谈过一段同性恋爱，但是因为自己比较害怕，也不想让其他人知道，再加上大学毕业、工作，她也没有多想过自己的性倾向。
直到她来到澳大利亚就读传媒，一切都改变了。面对澳大利亚开放、自由、接纳的氛围，艾米开始走进了性小众社群。
“我越来越多地接触到这个群体，大家也变得更加开放了，适应了这个，认为这是一个蛮正常的事情。”
目前，她与伴侣已经民事注册了两人的关系，尚没有走进婚姻的殿堂。因为她到目前为止，她还没有向在中国的家人出柜。
“因为我爸妈其实都是在国企部门工作的。所以他们一直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工作，他们的思想也比较不是特别的，怎么说都不能接受这件事情。”
她说，自己的伴侣其实有时也会担心，因为艾米没有出柜，很可能会最终在父母的压力下，不得不离开这个同性关系。
Amy坦诚，这是一个让她担忧的问题。
“我觉得宁愿营造出一种我一直专心工作，就像父母希望的那样，好好学习，不要谈恋爱,
实在不行，形婚（即：形式婚姻）也可以，但是我觉得形婚不太好。怎么说呢，就是你撒了这个谎，你要用很多精力去圆这个谎。就是不太划得来。我总觉得。”
Amy说，她现在已经毕业了，对未来也有一些打算。
“很多男女同性恋伴侣想生活在澳大利亚的一个原因就是，合法有自己的一个孩子，至少能生活在一个合法的地方。我也想过可能以后有小孩儿，但是这可能是非常以后吧，至少六、七年，等我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一切都比较稳定的情况下。”
Garrison：“我会首先考虑到我的需求”
Garrison认为对于华人来说coming Out不是出柜，而是回家。 (supplied)
人在悉尼的Garrison说，之所以选择澳大利亚的主要动力是能和自己喜欢的人结婚，或者有一个合法的认可。这是在中国做不到的。
尽管还没有找到对象，但是他希望能随心表达自我，特别是自己的性向。
虽然年纪不大，但是他却对出柜有着很深的认识。
“就我自己来看，我觉得出柜的问题，就是一个非常个人的选择，要根据自己的家庭来确定。
对于华人来说不是出柜（coming out），而是回家（coming home）。
“出柜过程可能是寻求家人的认可和接纳的这样一个过程。”
谈到自身，Garrison说，由于自己来自云南的一个小地方，所以担心出柜会给家人带来困惑。
“我担心出柜之后，我的母亲可能在当地得不到一些支持。而且，我也没有必要这样做，我跟自己家里面的关系也不是很亲近。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告诉父母出柜。”
他说，自己就看到过一位朋友向母亲出柜后，母亲实在受不了这个秘密的重负，要求孩子举行一个形婚婚礼，帮助她摆脱这种压力。
Garrison说，他本人不会把父母之命当做首要考虑的因素，而要看自己的意愿。
“我不会满足别人的，即使是父母的需求，说你要个孩子，我就去通过代孕，或是领养一个孩子，这个孩子也不幸福。”
除非说是我想要，或者说我觉得我可以去要一个孩子的时候。然后我的伴侣也同意，如果有的话。”
“我会首先考虑到我的需求，而不是父母的需求，”他说。
Garrison目前积极参与华人性小众人士支持团体——澳纽彩盟的工作，帮助其他朋友。
新南威尔士大学中国及亚洲研究学高级讲师，对中国婚姻有过专门研究的王盼博士表示对于中国大陆很多无法出柜的人士来说，形婚带来的是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在形婚中，有些人会和自己的伴侣继续保持关系，而另一些人根本就把自己掩埋在了形婚当中，等于是牺牲了自己。”
“我周围还有人就是同妻，结婚了很多年才发现丈夫并不爱自己。后来就离婚。”
“对于他们来说，当时结婚也是碍着面子，到年龄该结婚就结婚了。这些压力就来自于家庭，中国人讲生儿育女，传承香火。所以他们是为了履行一种责任去结婚。”
丽敏： “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件事情？”
来自台湾的丽敏觉得没有必要和父母出柜。 (supplied)
台湾在同性婚姻合法化方面，在亚洲走得最快。
来自台湾的丽敏说，其实在当年公投时由于社会上的辩论曾伤害了不少性小众群体成员。
丽敏认为自己属于男女性别选项之外的第三选项，因此本文使用ta这个人称代词来指代丽敏。
Ta说，以前曾经被家人接纳的人在那场辩论中可能又被亲戚朋友，甚至家人抛弃。
庆幸的是，虽然自己从来没有正式向家人出柜，但家人却很理解并支持ta。
“我当时跟我爸讲,我有弟弟嘛 比如说我弟弟是男同志，他会怎样。那之前，很多事情发生，我爸他应该知道我是同性恋了。我故意用这种方式去问。
他就说不会呀，你和你弟都是我们的小孩呀，没什么，现在都很开放，这样子。”
“我妈应该早知道了，她就会故意找方式要问我，
她看到我脸书上跟别的女生在一起的照片，她可能就会问说这是谁，这是你女朋友吗，这样子。”
”为什么我没有很正式地讲呢，是因为像大家讲的异性恋，他们都不需要去跟自己的父母说我是异性恋者，那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件事情。”
但来到澳洲后，ta却发现自己的性小众的身份却被别人有意地隐藏了起来。
“突然间，你到这里[澳洲]之后，什么都没了。 [澳洲人]他们只看你是一个亚洲人，我们的同志身份被隐藏了起来，他们是看不到的。那他们不会在意这些。”
目前居住在布里斯班的ta与伴侣住在一起，也希望能在澳大利亚幸福、自由地享受生活。
郑宇正：“说实在是很遗憾的”
郑宇正和伴侣对在婚礼上没能获得双方父母的祝福而感到遗憾。 ( ABC中文 )
来自香港的郑宇正（Cedric）出生自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家庭。从幼稚园到中学都在教会学校读书的他谈到了出柜时的经历。
郑宇正说，在他懵懂的青少年时期，最信任的是身边的牧师，也因此在毕业的那一年，一度想要投考神学院。
“[然后]我就去和我学校里的神父出柜了。我告诉他说我其实喜欢男孩子，”郑宇正告诉ABC中文。
“我和神父讲了之后，他的反应特别的激烈。他告诉我说我是恶魔，我会下地狱的。
“那个时候的我才17岁，我当时的心都完全破碎了，就觉得特别难过。”
后来，他移民来到了澳大利亚，并且终于在几年前选择面对面地向父母出柜。
“我还记得当时我妈和我说了一句‘她很后悔当时没有多督促我上教会，做礼拜’。她那个时候[认为]这是神对我们家庭的惩罚。因为宗教信仰的原因，又增加了另一层的因素。”
去年三月悉尼同性恋大游行的前一天，郑宇正和他来自中国大陆的同性伴侣携手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虽然那时郑宇正邀请自己的父母出席婚礼，但是父母却给与他否定的回复。
“当时，我把伴侣带到家里，正式地介绍我的伴侣，去邀请他们出席我们的婚礼，”他说。
“那时我向他们出柜也没有多久，那时他们还处于比较失望，比较难过的状态，他们没有接受参加婚礼的邀请。
“从某种程度上说，我和我的伴侣都是很传统的人。说实在是很遗憾的。也没让父母在场给与我们祝福。”
所幸的是，郑宇正和伴侣已经和双方家长建立起了和谐关系，不仅能相互交流，而且彼此之间有了更多理解。
他说自己希望在和伴侣永久性地重返澳大利亚生活后再举行一场婚礼，弥补人生的遗憾。
不仅如此，郑宇正和伴侣也在考虑要个孩子，双方的母亲也都表示愿意帮助照看她们的小孙子。
Henry Zhong：“早知道，我早出柜就好了”
2016年抵达澳大利亚的Henry Zhong表示他没有同性结婚的冲动，但是他希望有这样一个选项。(supplied)
昆州度假胜地Hamilton岛上度假村中的客房部经理Henry Zhong在2016年来到澳大利亚。此前，他从中国移居到了新西兰。
做旅游的Henry在国内就已经出了柜。
“我那时跟我妈妈出柜之后，我妈妈她很难过，她在电话里面哭了。她是说原来这么多年，你都背负了这样一个秘密，那你的人生一定很辛苦。所以她为我难过而哭。
但是她对我还是蛮支持的。”
“她觉得只要是我想要做的事情，只要不伤害到别人，她都是支持的。当然，我是很感动，我想说早知道，早出柜就好了。”
他坦诚,在中国国内出柜还是有很多包袱的。
“因为社会的成见，当时想着[妈妈的]反应会蛮大的，就有一些我的朋友跟家人出柜之后被家人断绝关系呀，还有一些比较严重的还有自杀的也有。”
不过，他也坦诚在他向母亲出柜时，父亲已经过世，这可能让他更敢于向家人出柜。面对同性婚姻在澳大利亚合法化，Henry说他没有要结婚的冲动。
“我个人其实没有很想要结婚。我觉得只要两个人相处和谐的话，就没有必要用婚姻关系将事情定下来。但是我觉得这个国家，这个社会是开放的，想要结婚的人都可以结婚，我之后可能会改变想法，我的朋友们也有这样一个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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