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U校长自愿降薪至484,000澳元
《澳洲金融评论》采访，澳大利亚唯一一位诺贝尔奖得主的校长，布赖恩·施密特 (Brian Schmidt) ，认为这份工作“真的很辛苦”，但并不太在意薪酬。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校长布赖恩施密特教授说：“我确实在做正确的事情，但由于当前的政策而处于经济不利地位。”
2016 年，诺贝尔奖获得者施密特被任命为副校长，这在许多人看来就像是新曙光。但也有人认为他缺乏管理经验将让团队难以忍受。但无论是哪个阵营都无法预测袭卷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天气现象，Covid大流行，和政治压力。
自从因发现宇宙膨胀速度比过去更快而被提名为2011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共同获得者（与索尔·珀尔马特和亚当·里斯）以来，施密特一直确保金钱——或者他的用它做 - 是他技巧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只是不太在意钱”，这位 54 岁的老人说，“我所有多余的钱都捐了。
他将他在1000万瑞典克朗（相当于今天的资金约150万澳元）诺贝尔奖奖金中的10万澳元捐赠给了联邦政府刚刚取消资助的小学科学项目。去年，他将14,000澳元的长期服务假款项捐赠给了员工福利基金。
“我拥有生活中我想要的一切”，施密特说，“而且我节省了很多钱，即使以我目前的薪水也是如此。”
尽管施密特在所在的机构享有盛誉，他成为副校长时，他商议决定自己的薪水比他的前任少30万澳元——这使他成为澳大利亚薪酬第二低的副校长。
去年的进一步自愿降薪后，几乎使他成为收入最低的校长，基本工资为484,000澳元。
“大学理事会非常担心它会向市场发出信号，表明付给我的钱不够多”，他说。
“但我指出我仍然可以说，‘我获得了诺贝尔奖’。我们不需要信号。没有人会在意。”
这并不完全正确。
澳大利亚的副校长是全球收入最高的校长之一，在某种程度上，它已成为一种政治意义。当澳洲大学去堪培拉向政府申请资金时，就会将矛头指向校长们得到的报酬。
施密特通过将自己与国际同行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教授进行比较，计算出他最初的副校长的薪水——比他2020年的薪水高出150,000澳元。
施密特认为：“如果我的薪酬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第二位薪酬最高的人的三倍，那么我基本上是在说，‘我和你不同；我不是你的同类’。”
实际上，ANU这几年过得很艰难。它遭受了冰雹、洪水、火灾和大规模网络攻击的重创。然后，COVID-19袭来。
支持澳大利亚大学及其研究工作的国际学生部门在去年2月仓促关闭边境后开始崩溃。大学被明确排除在JobKeeper之外，规则更改了三遍以将它们排除在外。
线上教学上线了。失业人数巨大，为465 人，但实际数字可能更高，因为合同未续签且临时工离职。
“我们对高等教育史上最大的影响而感到震惊”，施密特说，“好吧，早在1665年就有黑死病。那很糟糕。艾萨克牛顿不得不离开小镇几个月或几年。“
“但这是一个巨大的冲击，[政治上]有一种感觉，大学无论如何都需要改革，这会解决问题。”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开始出现1.6 亿澳元的赤字——这是澳大利亚高等教育历史上的第二大赤字——但亏损比预期少了5000万澳元。2019 年，它公布了3亿澳元的净盈余。
在我们的午餐期间，施密特告诉记者六次以上，成为一名副校长“很难，真的很难”。
“这些工作很难，因为在非八大的学校里，你有指挥和控制权。”
“在八大里，你没有，因为权力掌握在教授们手中。这在哈佛和牛津是真实的，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比任何其它澳大利亚大学更是如此。”
这种权力通过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七位院长表达出来。
“我的老板——雇佣和解雇我的人——在技术上是委员会。但实际上是院长。如果他们对你失去信心，那么游戏就结束了。你完成了，这是你应该做到的工作。”
这是最糟糕的时期。但施密特在2018年决定将国内和国际学生人数限制在20,000人，认为规模扩大不会使大学变得更好，这间接导致了今天的危机。因为这实际上削弱了能发挥作用的未来五六年的学生的渠道。
“作为一名副校长，我是一个有远见的人——我有 50 年的视野”，他说， “但如果仅需保持供水和供电就只需要看到未来的六周。”
正如JobKeeper 方案所阐明的那样，大学和联盟党政府之间的关系很冷淡。没有针对国际学生返回的联邦战略。政府推动言论自由和外国干涉议程，但对大学在培养下一代医生、护士、律师、外交官、建筑师、工程师、教师和社会工作者方面的作用几乎没有兴趣。
其研究议程上唯一的一件事是商业化，如果我们老实说，它永远不会填满因缺席的国际学生而掏空的金库。
我问施密特为什么关系如此紧张。
“我的大问题是，这是当今的政府。他们说他们希望大学减少对中国和国际学生的依赖。嗯，你猜怎么着？在这一切之前，我举手并降低了摄入量，对吗？现在我在承担决定所带来的后果，也没有得到任何支持，尽管这是他们最初想要的。”
Schmidt的动机是，通过保持ANU小规模和精英，可以保证所有国际和国内学生获得高质量的教育和体验。
“他们希望我们与行业和公司合作。我们正在这样做。我正在分拆公司，但这需要时间。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他们担心网络安全和外国干涉。我帮助成立了UFIT [大学外国干涉工作组]，这样我们就可以与政府进行建设性的合作。我们在网络安全方面的投资比地球上任何一所大学都多。“
“但我这样做的动机是什么？我确实在做正确的事情，并且由于当前的政策而在经济上处于不利地位。如果这不停止，那么我将无法做正确的事情，因为我将资不抵债。”
施密特自认为是个外向的人。一个有的魅力、智商和情商的人。
他出生在美国西北部的蒙大拿州，是独生子。他的父亲达纳 (Dana) 接受渔业和水生生物学教育，因此他的家人也搬来搬去。施密特13岁时，他们搬去了在阿拉斯加的安克雷奇，他的父亲在那里从事一项拟建大坝的环境影响研究（它最终未建成）。
“这是我住过的最大的城镇。它有大约175,000人。这是一座位于偏僻之地的精致城市。”
但在当地有2000名学生的Bartlett高中，他找到了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和老师。
“人们忘记了私立学校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澳大利亚的事情。但即使在我去哈佛攻读博士学位时，我也遇到上过最好、最昂贵的美国私立学校的学生。老实说，我在巴特利特接受的教育比任何一个人都好。真是太棒了。”
施密特在学业上表现出色，但他并不是最优秀的。他认为吉姆·阿尔布拉赫特更好，那是他最亲密的朋友之一，现任谷歌新闻生态系统产品管理总监。
“不要低估身边有聪明人的光环效应”，施密特说。
从那里他搬到了亚利桑那大学，在那里，他同时攻读了物理学和天文学两个本科学位，然后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在那里，他遇到了他未来的妻子珍妮戈登，她是一名澳大利亚人，正在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
戈登现在是外交和贸易部的首席经济学家，1993年，两人在接连几周内完成了博士学位。这对夫妇于1992年喜结连理。
为了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工作，施密特曾三度申请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斯特罗姆洛山(Mount Stromlo)博士后奖学金但被拒绝，最终被录取。
与此同时，戈登申请了六份工作，并获得了所有职位。她选择了国际经济中心。
1997年，在他与Mount Stromlo的合同还剩一年的时候，施密特开始担心了。他申请了Stromlo唯一的职位。他在名单上排名第四，但对施密特来说幸运的是，其他三名竞争者在其它地方收到了录用通知。
他于1998年1月1日开始工作，并迅速跟进了他获得诺贝尔奖的研究。
“我们在1998年1月8日，也就是7天后，发现了加速宇宙”，施密特说。
他说获得诺贝尔奖并没有改变他，尽管这是一个美妙的开门方式。这也让他每年都收到达沃斯的邀请，他接受了。
他说：“很容易对它轻率，但我的生活幸福与诺贝尔奖无关。这是一种不可思议的荣誉，但在我看来，同时也是一种不可思议的责任。”
如果获得诺贝尔奖并没有改变他作为一个人，那么成为一名副校长呢？它是否让自称外向的人更加谨慎？
“我说话比以前更小心了。我想了很多关于如何在不成为头条新闻的情况下表达我的意思。”
当副校长是一项艰巨的工作。确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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