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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悉尼工作的凯西·敖（Cathy Ngo，音译）本以为，那个周五下班后和同事在酒吧的相聚，不过是又一次“普通”的下班后的聚会。
然而凯西没有想到的是，在聚会时，一位男同事突然靠近她，把她举起来，抡着她转了一圈。
“我爱亚裔女人！”凯西的前同事一边举着她，一边喊道。
他后来告诉凯西，他这么说是“一种赞美”。这让凯西感到很不安。
“他是个白人男性、个子很高，有大概六英尺[约183厘米]那么高。我当时只有22岁。而且我个子也比较矮，[只有]五英尺[约152厘米]，”凯西说。
“我就被当成一个小孩儿，或者什么别的东西来对待。”
敖女士现在是一家公共演讲机构的首席执行官。她表示，因为自己亚裔女性的身份，她不止一次遭到过歧视或骚扰。
现在，她正和其他有类似遭遇的女性一起，呼吁为有色人种女性构建更加安全、获得尊重的工作场所。
最新研究表示，有色人种女性在职场频遭歧视。(Rawpixel.com)
调查：六成有色人种女性遭职场歧视
去年，女性权益团体澳大利亚有色人种女性联盟（Women of Colour Australia，WoCA）与默多克大学（Murdoch University）合作，调查有色人种女性在职场中的体验。该调查共有543名有色人种女性参与，其中7%的受访者是原住民或托雷斯海峡岛民（Torres Strait Islander）。
这项调查显示，近60%的受访者经历过的歧视与他们的身份背景有关，其中包括性别、种族、年龄和宗教信仰等。
布伦达·加迪（Brenda Gaddi）是WoCA的执行主管，她对这一结果并不感到意外。
“尽管结果是60%，实际的数据可能达到70%或80%，”加迪说。
调查也发现，只有三分之一的受访者认为，作为有色人种女性的她们在工作中得到了认可和重视。
布伦达·加迪表示，有关有色人种女性在工作场所的遭遇的调查数据不多，因而她和她的团体决定做这份调查，了解情况。(supplied)
这份报告的数据呼应了2021年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所做的全国问卷调查Australia Talks的结果。该调查发现，49%的受访者经历过轻微轻视（minor slights）、或一些隐性歧视（subtle forms of discrimination）。另有35%的人表示，他们曾在工作场合遭受过不公平待遇。
Australia Talks的调查结果还显示，51%的女性经历过基于性别的歧视，而男性在此事上的比例则为19%。
“要不断地向别人证明自己”
由美子在一次看诊期间，曾有病人拒绝她的治疗，指要找一个“澳大利亚医生“。(Supplied: Yumiko Kadota)
在澳大利亚有色人种女性联盟的报告显示，近70%的受访者表示她们所就职的公司没有一位高管来自多元文化背景。
一些受访者还表示，他们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证明自己能融入这个团队。门田由美子（Yumiko Kadota，音）医生对此深有体会。
由美子是一名外科医生，也是《有情绪的女性》（Emotional Female）一书的作者。她回忆说，她曾遇到过有病人要求让白人医生为其诊疗，而不是她。
“当她看到我时，她说，‘哦，我要一个澳大利亚的[医生]，谢谢’，”由美子说。
“这让人很无助，因为你知道这和你的技能、实力没有关系，”她说。
“所以你总要不断向别人证明自己，这让人很疲惫。”
然而有些女性发现，她们甚至没有机会去表现自己，证明自己的价值。
卡罗琳*（Caroline）是一位澳大利亚华裔女性，她就职于建筑业。这是一个由男性主导的行业。
她希望匿名接受采访，因为她担心公开发言会影响她未来的就业。
卡罗琳说，她是一个10人团队中唯一的女性。她的同事可以单独开公司的车辆到工地，但她却不被允许这么做。
她说，她的一名资深同事还曾拒绝为她和另一位亚裔同事打印名片，并告诉她，“反正你一直都待在办公室”。
“与发生在街头的歧视不同，办公室里的这些歧视通常比较微妙，”卡罗琳说。
“这也是最可怕的。”
面对歧视，为何许多女性“有苦说不出”？
加迪女士表示，许多受访者在遭遇歧视后感到无法对歧视进行投诉。
“很多女性，尤其有色人种女性，会因为那些潜在的影响而感到不安，”她说。
“[投诉]可能会影响她们的职业前景，然后影响她们的经济地位。”
加奈拉·达·锡瓦（左二）是一名从事舞台表演的艺术家，她指出，有色人种女性在遭遇歧视后，可能因自身文化北京影响，选择沉默。(supplied)
甚至对于成功投诉的有色人种女性而言，文化上的阻碍依然存在。
澳大利亚艺术家加奈拉·达·锡瓦（Janelle Da Silva）来自墨尔本。身为亚裔的她曾就工作上遇到的种族歧视向公平工作委员会（Fair Work Commission）申诉。
在申诉过程中，她与当时的雇主达成和解。但她认为，即使她做出了维权的选择，她在做决定时也面临自身文化背景形成的屏障。
“这是我们[亚裔]文化的一部分，”她说，“[我们被教导]要尊重别人，要清楚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
“我们总要表现出一副感激的模样，就好像我们[亚裔社区]一直都得到社会关注那样。
“我认为那是一种幻觉，我觉得那是父权主义的表现。”
莉娜·卡贝罗表示，一些刚到澳大利亚、从事农场和餐饮行业的移民女性，可能不了解对澳大利亚工作权利和维权方式，从而面对歧视时只能忍气吞声。(supplied)
莉娜·卡贝罗（Lina Cabaero）是权益团体“亚裔女性工作联盟（Asian Women At Work）”的协调专员。她指出，除了文化障碍，一些来自多元文化社区的女性不了解如何举报工作场合发生的歧视，这导致她们选择沉默。
卡贝罗说，许多在酒店餐饮业、农场和美容院就业的移民女性可能没有听说过可以向工会或一些组织寻求帮助。
她也指出，另一个原因是，一些来自移民背景的女性的英语水平有限。
“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她们没有得到相应的报酬，没有得到应有的待遇，”卡瓦罗女士说。
“但她们选择继续工作，因为相比在自己国家，她们在[澳大利亚]的收入要高。”
如何在工作场所提高安全感？
调查显示，许多有色人种女性希望有更多职场上的导师计划。(Reuters: Kim Kyung-Hoon)
WoCA的报告指出，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表示，他们供职的公司拥有提升包容性的政策（inclusive policies）。
但其中30%的人认为这些政策“不合适”，指这些政策“过时了”，“不够多元”，或者“没有执行”。
同时，48.4%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的单位会提供多元文化的培训，只有其中五分之二的人认为这类培训有用。
该报告还发现，许多受访者希望职场上有更多为有色人种女性开设的导师计划。
加迪女士表示，这表明有色人种女性希望增强在工作上的归属感。
“这与重获她们的身份认同和......归属感相关联，”她说。
“[通过参与职场上的导师计划]她们会觉得自己被注意到、被听见。”
她指出，为有色人种妇女创造一个安全的工作环境，需要利益相关者理解多样性是什么，并承诺为之采取行动。
“纸上谈兵没有用，这不会是一夜之间能够改变的事儿，”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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