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每日电讯报》报道，联邦政府的疫情后经济刺激计划中，错过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要促进社会住房的健康发展。
鉴于现在住房可负担性问题日益严重，现在是时候认识到合适体量的住房是一项重要的基础设施投资，需要联邦政府干预，通过公共、私人和非营利部门的合作伙伴关系带来更好的解决方案。
如果做得好，估计将住房存量增加100,000套——大致足以将社会住房存量恢复到其在总住房存量中的历史份额——将耗资300亿澳元，建造平均建筑成本为300,000澳元的社会住房。
但实际上联邦政府并没有增加社会住房的交付数量，而是通过其HomeBuilder计划以及有些欠考虑的JobKeeper计划，鼓励中产阶级投入到更好的住房中。
联邦政府目前正在进行的住房负担能力调查告知，社会住房的增加大大降低了租户无家可归的风险。值得注意的是，只有7%的社会住房居民无家可归，和私人市场上的租房者相比，这一比例要低很多。
Grattan Institute的Brendan Coates说：“社会住房可以对最糟糕的人的生活产生重大影响。”他指出，虽然很多房东将房屋出租给低收入家庭，但还有许多房东将房产空置，也不租给面临问题的人，例如家庭暴力、心理健康状况不佳以及吸毒和酗酒的人。
澳大利亚社会住房的存量——目前约有40万套住房——在20年内几乎没有增长。
Compass Housing Services指出，二战后，所有政府都将社会住房视为低收入工薪家庭的安全网，建造了670,000套住房。Rudd-Gillard政府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建造了20000套社会住房，莫里森政府将援助用于帮助有需要的人，比如为单亲父母提供低首付计划，但此举效果有限，并且仍在试验中。
（图片来源：《每日电讯报》）
然而，非政府住房供应商Compass表示，联邦政府拖欠款项让州政府陷入困境，并“造成了社会和社区危机”。
Grattan Institute提出了社会住房未来基金的想法，向州政府和社区住房提供者提供资本补助。建议以超低利率借款，政府可以发行200亿澳元的债券，并将其投资于该基金。
这似乎非常明智。也许在后疫情时代，政府可以借此机会将悉尼空置的写字楼改造成社会住房的公寓。
（Ca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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