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艺术的黑暗之一就是暗箱操作，以确保选举时的中心集中在在有利于我方而非你方的问题上，即使这些问题是否在未来三年最有可能与国家需求相关联。
因为政治家们认为我们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所以他们从不试图呼吁更大的利益。如果这个世界按部就班地运作，你肯定会期待住房负担能力--以及双方承诺对此采取的措施--会成为未来竞选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但我对此深表怀疑。
（图片来源：SMH网站）
尽管工党会发声表示住房负担能力对年轻人来说是多么重要，但自由党却不想引起人们对此的注意，所以自由党不太可能提出任何严肃认真的决议来消除房价的压力。自由党在上次选举中确实提出了一个可以阻止消极房地产投资的计划，但现在他们认为这个计划导致其最终失败，所以已然放弃该计划。
正如我之前所说，由于拥有住房的选民远远多于可能会拥有住房的选民，双方都不希望自己被视为是“阻止房屋升值”的拦路虎。
但是，如果你认为这就是住房可负担性问题的全部，这单纯表明政治家以及媒体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多么狭隘。在所有关于房价和房屋所有权的争论中——这在我做记者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我们总是把租房者抛之脑后。
如果你把住房仅仅定义为“有栖身之所”而不是“终身拥有”，那么当房价飙升时，租房者同样也会受其影响。房价和租金之间的关系远非一比一，但即便如此，房价上涨通常也意味着租金上涨。
（图片来源：SMH网站）
从租房转为买房的人数越受到高房价的限制，许多租房者就越给租金带来不断上行的压力，希望租金可以下调。不过，总体来说租金上涨的速度比房价或工资上涨的速度要快得多。
我们的思维仍然受到“澳洲梦”的严重影响，认为租房是年轻夫妇攒钱买房过程中的一种暂时状态。但事实上，在大约三分之一的租房家庭中，许多人从来没有足够多的收入来负担自己的房子。
因此，许多人将终生与出租房为伴，并且这个比例正在不断增加，在以前，许多中等收入的夫妇终有一日会变成有房一族，但现如今他们有房的时间要晚得多--甚至到退休还在租房生活。
养老金的金额都是以退休人员拥有自己的房子为前提进行假设。如果确实有房，靠养老金生活是可以承受的。但如果没有，在租房情况下领养老金的退休人员会进入贫困线之下。这对单身，通常是丧偶的养老金领取者来说尤其如此。
（图片来源：SMH网站）
多年来，联邦政府通过资助各州提供大量过去叫做“housing commission”的住房，也就是现在的公共住房，来解决过低收入者的问题。
但是，新自由主义的兴起使政府对住房所有权的掌握变得非常不合时宜。正如Grattan Institute的Brendan Coates在本周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提醒我们，全国约43万套公共住房的这个数量在20年内几乎是原地踏步，但全国人口却增加了33%。
1991年，公共住房约占所有住房的6%，而现在却还不到4%。其中一些是政府补贴的“社区住房”，但不是很多。
在公共住房中，租金的上限是租户收入的25%。Coates表示，相比之下，一般的低收入私人租户要支付其收入的37%。
（图片来源：SMH网站）
当Hawke-Keating政府放弃公共住房时，原本的租户租金协助变成了如今的社会保障。但社会保障的金额却未能跟上租金上涨的步伐。
澳洲政府说，社会住房的支出由各州决定。但与联邦政府相比，各州的资金要少得多。由Anthony Albanese带领的工党提议设立一个100亿澳元的“澳洲未来住房基金”，其收益将用于资助建造更多的公共住房。
Coates提议设立一个规模于此两倍的基金，据他计算，该基金每年将提供3000个额外的公寓，而且是永久存在的。他说，这将花费纳税人很少的钱。他还希望联邦政府的租金援助能够与租房成本相挂钩。
问题是，当低收入的人无法负担租金时，下一步就是无家可归了。在我们所有富裕房主的压力下，政治的任何一方都不愿意通过取消赋税优惠来使房子更容易负担，因为赋税优惠政策吸引了大量的人们投资住房。但至少，政客和我们能做的只能是减少那些真正因为租房而身陷火海人们的苦楚。
（Joh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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