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心目中的远方和诗是什么样子的？
没有经济生活压力？
能跟随自己的意愿，把身体和心灵投放在路上？
或许这些都对，但你一定想不到，有些人的诗意，是每天穿着旗袍刷马桶；
用那双弹钢琴的白皙的手指，在腥臭的河塘里挖河泥。
她就是郭婉莹。
郭婉莹，永安百货老板郭家四小姐。从小锦衣玉食，但她拒绝过少奶奶的生活，在燕京大学深造，并嫁给了一见钟情的吴毓骧。因时期的原因，后半生遭受磨难，被赶去做各种粗活累活，但她仍然保持着对生活的乐观与信心，走完了传奇的一生。
她是那种，无论在什么境地里，都能让人恭恭敬敬称呼一声“四小姐”的人。
郭氏家族
四小姐1909年出生在悉尼，取名为Daisy，是父亲郭标的掌上明珠，把小床放在旁边，夜里亲自起床照料，来往的同龄人都是富商名流的金枝玉叶。
6岁那年，郭标应孙中山之邀，回上海创办了永安百货公司。上海南京路，当时乃远东商业中心而永安百货公司（就是现在南京路步行街上的那个永安百货）。
作为郭家四小姐的郭婉莹，那一年，婉莹随父亲来到上海。对中国的一切既好奇又忐忑，语言沟通成了最大的障碍。
为了学习中文，父亲把她送进当时的贵族学校：中西女塾就读。中西女塾是一所名副其实的贵族学校，宋庆龄、宋美龄、张爱玲都毕业于此。
因为喜欢冰心，她给自己取了中文名婉莹。
这所基督教女校管理非常严格：
学生不准佩戴任何首饰和珠宝；
自己的床，必须整理得一丝不苟；
在走廊停下说话，必须让到一旁
任何家庭背景的学生都不能例外。
学校的校训是：成长、爱人、生活。教育是美国式的，用全套美国课本上课。目的只有一个：让学生一生年轻和愉悦地生活。这样的教学理念，锻造了婉莹一生的优雅心态。
当时，很多人挤破了头，也要送女儿到这里读书。从这里毕业的女子，往往可以嫁一个富贵人家。
中西女塾大门
1928年，郭婉莹从中西女塾毕业。如花妙龄的她，引来无数追求者。父亲为她选了一个富家子弟，订了婚。一次，未婚夫送她一双新潮玻璃丝袜。“这袜子真结实，穿一年都不坏。”
郭四小姐可不想嫁给一个只会谈丝袜结不结实的男人。她不能容忍这样没有趣味的生活。于是以死相逼，让父亲解除了婚约。
退婚后，她独自北上燕京大学心理系深造。在那个年代，与那些逃婚为革命的人不同，她对时政对运动毫无兴趣，她不考虑诸如此类的“大事”，她只想听从自己的个人理想过想要的生活。
在燕京大学，郭婉莹对吴毓骧一见钟情，吴毓骧是林则徐的后代，出自书香门第，而让她欣赏的却是他无师自通的各种花样招式。他们恋爱，结婚，活成了现实中的神仙眷侣。
婚后的一段时间里，他们是相当幸福的。但是不久，他们的爱情就出现了危机，她生性风流的丈夫爱上了一个年轻的寡妇。那个年轻的寡妇是郭婉莹一家的旧识，如今却成了破坏他们家庭的凶手。
那晚在朋友的陪同下她亲自来到了那个寡妇的家里，把她自己千挑万选的丈夫找了回来。她没有失态，而是用淡淡的笑将心事掩埋，带着自尊的沉默，带着坚忍的安静，选择不倾诉，完成了一场优雅的捉奸。
就像她为一对儿女选择的睡前读物《波丽安娜》，女主人公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
“我永远不相信我们就应该拒绝痛苦、罪恶和不适，我只不过是想，先愉快地迎接不知道的将来，要好得多。”
时事变迁，郭婉莹起伏的后半生，陈丹燕在《上海的金枝玉叶》里用一句话就概括了：
“解放拿去了她的生活方式，反右拿去了她的丈夫，四清拿去了她正常人的生活，文化大革命拿去了她的房子和家里几乎所有的东西，以及她的家庭。”
新中国成立后，郭家人选择逃往美国。家里人想带她一同走，但婉莹坚决留下。
没了家族支持，她就到外面打工养家。但没多久，更大的“磨难”接踵而至。
1957年，吴毓骧被打成右派入狱，曾经的千金小姐外出打工，清晨五点起床，晚上十点回家，养家和养孩子的重担全在她娇弱的肩膀上。
更大的打击还在前面等着她：
吴毓骧在上海提篮桥监狱因病逝世，法院却判定还有14万元的债务需要偿还，仅剩的一些首饰被充公，她只能住在一个不足十平米的亭子间，屋顶还是漏的。
但四小姐没有抱怨，她在丈夫的骨灰盒系上白色的菖兰，她给曾经养过德国名犬的儿子带了一只小鸡嘱咐要好好对待，她描述那个房间“晴天时，阳光会从破洞里照进来，好美”。
曾经的资本家小姐身份让五十岁的她不得不面对重体力的劳动改造，砸石子修路，挑泥挖河塘，冬天剥大白菜，甚至在六十岁时被送去崇明岛，日日清洗厕所。
到最后，她十指变形，满手的血泡全都结成了茧子，肩膀粗糙得像是重劳力民工。
（拍照时她把变形的手指藏在身后）
然而即使在这样的困苦中，郭婉莹也依然要保持体面，她在外穿着人民装，平安夜时就换上旧时的衣服，还有美国玻璃丝袜。
她带着女儿去锦江饭店楼下，上海最昂贵的裁缝店里做大衣，老式木柜台、空气里若隐若现的羊呢气息和香水味，一如之前。
每月只有6元的生活费，她吃8分钱一碗的阳春面，“那么香，那些绿色的小葱漂浮在清汤上”；
没有烤箱，她就用铝锅水蒸出圣彼得堡风味的蛋糕；
用煤球炉子和铁丝烤土司，对女儿和带回家的同学说：“用铁丝烤出脆土司，这是你们真正要学会的，而且现在就先学会它。”
六十二岁那年，郭婉莹退休了，她要来一副”光荣退休”的匾。
六十八岁起，她除了去研究所，还在家里靠窗的小圆桌上收了好些学生教授英文，一直持续到她生命的最后一年。
（1998年最后的日子，她满头白发，笑得从容）
她一生都为“在工作”这件事而骄傲，曾指着下面这张照片说：“如果我去世了，我愿意用这张照片做我的遗像，它证明了，我在工作。”
对于苦难，郭婉莹始终坚持一颗有尊严的心，她拒绝了美国记者华莱士的采访，拒绝了BBC，她认为：
“要是没有后来的事，我是不会吃什么苦，可是，我也永远不知道我能吃什么苦，我有多大的力量。”
婉莹最后的岁月也是优雅从容的。她拒绝了孩子们到海外生活的要求。一个人生活在一个没有暖气的房间里。
80多岁的她，走路坐车，从不让人扶。再老，她也要以精致的妆容见人，活得那么安详、那么体面、那么干净。
去世的前一天，她依然坚持自己打理头发。上完卫生间后，再回到床上，平静地告别人世。她没有留下骨灰，把自己的遗体捐给了医学院。
在郭四小姐的葬礼上，有副挽联是这样写的：
有忍有仁，大家闺秀犹在。
花开花落，金枝玉叶不败。
真正强大的永远不是磨难，而是这样一颗饱经磨难却仍然明亮的心；
一个贵族的贵气也不在吃穿，而是在电闪雷鸣之下依旧保持风度。
郭婉莹的风骨和优雅，是融在血脉中的。
不在富贵中迷失自我，也不在困顿中放弃自我，不管生活如何对你，请记得笑着生活。
不炫耀，不抱怨，再艰难也要活得清爽体面，这才是真正的上海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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