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选战日期的临近，越来越多政界人物和商业领袖都开始呼吁一件事：
无论谁当选，都要进行税务改革。
12年前领导了上次大规模税收审查的执政联盟和工党政府前财政部长肯·亨利（Ken Henry）直接说，执政的联盟党，还是在野的工党，无论谁上台都“别无选择，只能进行重大税收改革”。
Ken Henry，图/AFR
因为，“比起20世纪80、90年代改革前的几十年，现在的情况还要糟糕得多。”
他认为，澳大利亚的税务制度已接近崩溃边缘。
“与前几十年一样，我们的公共支出纪律涣散，资金不足，财政上严重依赖个人所得税，阻碍创新和投资，扭曲储蓄模式，拖累经济增长，并奖励避税和逃税。”
他还严厉地指出，过去澳大利亚曾经是‘高增长’国家，而疫情前的多年时间已经长期处于‘低增长’行列，完全到了必须改革的地步。
不仅仅Henry博士一个人，很多政要、商界大佬和意见领袖都认为，联邦政府要马上行动起来。
CSL非执行董事、澳联储理事会成员Alison Watkins撰文批评现有税务制度，题目即为《没有竞争力的税务系统正在拖澳大利亚的后退》。
《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AFR）》的专栏评论员、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APEC研究中心主任克雷格·爱默生（Craig Emerson）持同样的论调：
“税务改革不实施，澳大利亚经济无法变强。”
前维州自由党主席杰夫·肯尼特（Jeff Kennett）则是直接表达了，他对多年来联邦和州一级“没有重大经济改革”感到“失望”。
他甚至认为，澳大利亚需要的不仅仅是税收改革，而是要重新评估整个国家在未来25年应该如何运作，并重新评估联邦和州政府之间的责任划分。
税务改革，这个老生常谈的问题，突然之间成为大选前的“风暴眼”。
经济结构弊病：
生产力增长乏力
为何如此多的人觉得一定要税改，马上要税改？
我们还需要把时间线拉回到新冠疫情爆发以前。
疫情改变了太多事，也让很多人都忘记在疫情前，澳大利亚的经济已经陷入了泥沼。
2012年到2019年期间，经济年均增长率仅为2.4%。根据人Emerson提供的数据，人口增长贡献了其中的三分之二。
生产率平均每年仅增长0.7%，不及长期平均水平（1.5%）的一半，仅为1990年代末和2000年代初生产力繁荣时期的四分之一。而在疫情爆发的前一年，生产力不仅增长停滞，而且出现下降。
而从长远来看，生产力增长是一个国家发展的主要指标；自联邦成立以来，国家生产力的增长，贡献了澳大利亚人均GDP增长的95%。
不得不承认，在疫情之前，与很多发达国家一样，澳大利亚的经济陷入了长期停滞不前——经济增长缓慢、通胀率低、工资增长疲软，远未达到充分就业水平。
经合组织（OECD）去年就给出的评论：“在疫情之前，澳大利亚的经济就面临重大结构性困难”。
然而，疫情的发生让经济骤停后又迅速反弹，央行大放水和资产价格的高涨，让人会产生一种错觉：澳大利亚经济情况很好。
实际上，疫情中联邦政府实施多数政策都没有从结构上加强经济。
所进行的一切只是让经济从财政和货币政策中获得了巨大的刺激，并做出了经济理论预测的反应。
但现在，疫情期间使用的财政刺激措施已基本取消，量化宽松的货币刺激政策也将因为高企的通胀水平而叫停，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却仍然低于疫情爆发前的水平。
阿伯特当政时期的预算审计主席、前商业委员会主席托尼·谢泼德（Tony Shepherd）已经使用“耻辱（disgrace）”这样严重的词，来形容澳大利亚当前的生产效率，并指出这让澳大利亚的国际竞争力正在下滑。
其表示：“在生产率真正提高之前，实际工资不会持续增长，税收制度和各项政策都应该朝着改善这方向而努力。”
过于依赖原材料出口一直是澳大利亚经济结构的弊病之一。
此外，人口老龄化导致医疗保健和养老金税收优惠支出成本增加，而所得税税基规模将不断缩小。疫情导致的移民锐减，更是加剧了这一问题。
根据经合组织的分析，按目前的情况，到2060年，澳大利亚联邦和州政府债务预计将占GDP的60%至70%。
四大税改主题，
让税收流向各州
面对乏力的生产力和高企的政府债务，包括Shepherd在内的多为专家都认为，联邦政府应该与各州合作进行真正的税收改革。
在众多税务改革选项中，目前各方积极讨论的主要四大方面：
取消购房印花税（Stamp Duty）
增加商品及服务税（GST）
减少个人和公司所得税（Income Tax）
实施遗产税（Inheritance Tax）
总体而言，多数专家建议，应该减少依赖对普通劳动者和企业征收的联邦税，而更多依赖州税税基，包括道路使用费、消费税、土地税等。
“朝着这个方向的改革意味着全国税收有更大份额流向各州。”
Henry博士认为：“制定全国税收改革方案，应当考虑联邦和各州之间责任的重新分配，特别是在经济监管、卫生、养老、教育、灾害管理和应急服务等联邦和各州责任重复的领域。”
因为"疫情危机凸显了所有这些领域的软肋。"
Watkins对此表示赞同，疫情让人们看清了联邦在老年护理、心理健康、慢性护理、职业教育和培训等领域的运作方式。
现在是时候审查联邦政府在税务体系中“角色和责任、监管重叠和资金问题。”
霍华德政府在2000年引入了商品及服务税（GST）改革，曾经参与其中的商业人士格雷姆·塞缪尔（Graeme Samuel）表示，这次的税改必须吸取上一次成功大规模税收改革的教训。
税收改革不能仅仅包括商业团体，而必须让澳大利亚社会服务委员会等非商业团体参与进来。
他列举了曾于1996年帮助制定的成功税制改革的七个标准：公平、简单、透明、提高经济效率、保障政府收入充足、控制成本和管理避税。
然而，设立标准容易，真正实施难度却很大。
取消印花税：
州政府收入或短期断崖
2020年，由前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CSIRO）主席大卫·托迪（David Thodey）领导的新州联邦金融关系审核建议，应从商品及服务税中筹集更多的财政收入，取消印花税，扩大土地税，并给予各州更多的税收权力，减少其对联邦资助的依赖。
新州现任州长Dom Perrottet时任该州财长，也表示支持这一建议。
信用评级机构穆迪 (Moody's Investor Services)上周警告称，由负担能力下降和加息导致的房地产市场放缓可能会让印花税收入大幅下降，并造成部分州/领地预算压力。
并且，劳动力紧缺正在全澳蔓延，澳大利亚现在需要更好的人才流动性，然而印花税负担将限制人们“搬家”的可能性。
但是，印花税几乎是所有州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尤其新州、维州和昆州，30％左右的税收来自印花税。
特别是如现在这样房地产繁荣时期，印花税收入就会显著增加。真的让州政府向印花税动手，恐怕仍有难度。如维州，由于经济受疫情影响最大，需要短期有效税收来偿还部分债务，因此对于该项改革多少有些“不情不愿”。
减少所得税：
动了联邦政府的“钱袋子”
澳大利亚联邦和州政府总收入的60%来自所得税，为经合组织国家中第二高。
议会预算办公室分析显示，尽管莫里森政府减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不同阶层的收入，个人所得税仍贡献了大约一半的政府税收，在发达国家中属于最高水平，并可能在2020年代晚些时候达到30年来最高水平。
一些专家认为，当前“不适当”的税收制度无法维持收入增长，并偿还高达1万亿澳元的公共债务。过度依赖个人所得税来增加政府收入，会削弱人们工作和投资的动力。
由于人口老龄化，澳大利亚税收制度正让更低比例的人口承受愈加沉重的负担。
减少个人收入的税务负担有利于推动全澳的消费力。
政策研究机构McKell Institute呼吁政府扩大其他税基，减少税收漏洞，并降低个人所得税。
此外，大量商业界人士则呼吁，30%的企业所得税应该统一降为目前仅适用于较中小公司的25%，因为“30%的企业税率缺乏竞争力，澳大利亚很难赢得全球资本的青睐。”
但由于联邦政府收入高度依赖所得税，在这一税种进行大刀阔斧地改革在短期之内很有可能影响财政赤字的修复。
增加GST：
征税范围有待讨论
相比所得税，澳大利亚在商品和服务税（GST）方面的收入就少得多，仅占总税收的11.7%。而全球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为20%左右。
去年经合组织就曾建议澳大利亚政府，增加GST收入更有利于经济增长。
很多经济学家也认为，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对养老、健康、教育和儿童保育进行监督职能的再分配，并提高GST税率或将该税种扩展到更广泛的消费领域，可以帮助澳大利亚获得更高的税收收入。
理论上确实如此。
但这种会影响每个人日常生活的税改，推行难度同样很高。例如，如何将教育纳入GST系统？有专家建议，可以通过阶梯式的方式实现：让低学费学校豁免纳税，向收取高额学费的精英私立学校征税。真的能够实施吗？
目前GST的覆盖范围大约为一半的消费，是否要像邻国新西兰一样把这个税种拓展到消费的各个方面，对未来的执政党也是一大挑战。
实施遗产税：
两党“扯皮”中
众议院经济委员会主席杰森·法林斯基（Jason Falinski）近日在议会会议上指出，个人劳动和企业运营要缴纳高额的所得税，但如遗产这样的“惰性”收入反而是免税的。
根据生产力委员会的数据，由于住房价格的上升，2018年的遗产超过1200亿澳元；到 2050 年，婴儿潮一代的老年人将每年留下约2240亿澳元的遗产。
但和世界上多数发达国家不同，澳大利亚在1992年取消了遗产税。因此除了成年子女继承养老基金需要征收17%有限的遗产税外，继承包括住房在内的其他资产均无需缴税。
事实上，工党领袖安东尼·阿尔巴尼斯（Anthony Albanese）一直希望重新审视遗产税，而包括Falinski在内的部分自由党人也认为遗产税值得重新考虑。
但由于两党之间巨大的分歧，以至于无法在税改上达成一致。在指出很多继承大额遗产的人却不纳税后，Falinski本人又澄清说他并非支持遗产税，只是指出问题。
税改是挑战也是机遇
新冠疫情带来了许多困难，但也提供了一些机会。
不管政界和商界，都有大量重要人物认为当前是税务改革开始的有力时期。
澳大利亚银行业协会主席、前昆州工党主席安娜·布莱（Anna Bligh）就指出，选举后的下一届联邦政府将面临巨大挑战，但也有巨大机遇。
因为每一次危机出现后，为形势所逼，都会涌现更好的应对方式。
即使没有疫情，全世界也将进行大规模经济转型，很多人将现在称为“AI技术和低碳经济”带来的第四次工业革命。
教育、移民、减排、创新和技术研发都是下一届联邦政府应当考虑的经济主题。
而一套有效的税务改革是促进生产力增长的重要基础。
通过明确的税改，并结合能够促进增加劳动参与率和提高生产效率的经济增长战略，来修复联邦预算，促进澳大利亚的长期发展。
无论谁上台，都应该立即着手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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