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新州工党华裔议员李逸仙发表就职演讲，提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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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日下午约3点，新当选的Strathfield工党华裔议员李逸仙（Jason Yat-sen Li）在新州议会发表了就职演说，这也是他成功当选后的首次公开演讲。

演说中，他谈及就任后的工作重心和愿景规划，并呼吁：“我们可以重建公众对政治和政治家的信任。”

李逸仙在新州议会发表就职演说（图片来源：App）

李逸仙谈到澳洲多元文化的重要性，并分享了他在竞选期间所经历的种族主义。他称，“Strathfield选区是现代世界的真实缩影，我们在我们的社区、我们的人民、我们的愿景、我们的优势，以及我们的挑战中，体现了澳洲的多样性。”

他表示，即便在竞选时遭遇种族主义言论，但Strathfield选区的大部分选民都不支持、不信任这样的偏执言辞，“感谢选民认同我，和我所代表的价值观。”

李逸仙在新州议会发表就职演说（图片来源：App）

此外，他还在职业规划中提出了3个愿景：意识形态的差异不应成为解决问题的阻碍，倡导合作共赢；让每一个孩子获得归属感，真正相信他们可以属于澳大利亚；呼吁重建公众对政治和政治家的信任。

在随后举行的华文媒体记者会上，李逸仙介绍了上任后的工作规划。他表示，教育改革、民生健康和中小企业帮扶将会是首要的工作重心。

李逸仙（左）与新州工党领袖柯民思（右）（图片来源：App）

新州工党领袖柯民思（Chris Minns）对李逸仙的加入表示欢迎，并肯定他的背景、经验和职业道德。柯民思称，“李逸仙将成为Strathfield选区的杰出代表。”

附：李逸仙就职演说全文

“今天是我就职后的第一次新州议会演讲。我期待着把和平、安宁和认真态度带回会议厅，让在座的各位和旁听席上的客人和朋友们受益。”

“Strathfield的故事要从我们土地的原主人说起。我的选区是Wangal部族的家园，据说该部族在Strathfield地区已经生活了2万多年。我承认该部族的传统监护权及其与土地、水路和社区的持续关系。我向其过去、现在和未来的长老们表示敬意。我向所有原住民表示敬意。”

“在这个发表就职演说的重要时刻，新州北部流域正在遭受灾害侵袭，境外乌克兰的苦难正给一切蒙上阴影。当我在联合国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工作时，我们经常看到马丁·路德·金博士的一段话：‘任何地方的不公正都是对任何地方的公正的威胁。’这是我们工作中的非正式座右铭，但也提醒我们，大家都是相互联系的。尽管我们可能生活在远离灾难的地方，但它会影响所有人。就在两年前，我们从林火灾难中走出来，紧接着又迎来全球性的健康危机。面对这些挑战，是现代澳大利亚伟大的品质给了我们应对的信心。”

“社区的团结给予了我们力量，保护了我们宝贵的凝聚力。我们在致力于为他人、政府、社区和企业服务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所有这些品质，这些力量，凝结在一起，成为了Strathfield这个美好的选区。能在澳大利亚历史最悠久的议会中代表这个选区，我深感自豪。同时，我也非常感谢Strathfield迅速接纳了我和我的家人。Strathfield的前议员、工党领袖Jodi McKay曾为这个选区工作，正直且不知疲倦。在她为Strathfield社区工作期间，深受当地民众喜爱。我今天向她表示敬意。”

“Strathfield选区就像现代世界的一个缩影。我们的社区、人民、愿景、优势以及挑战，都体现了澳大利亚的多样性。它首先反映在我们信仰的多样性上，无论是基督徒、穆斯林、犹太教徒、印度教徒、泰米尔教徒、锡克教徒、佛教徒或其他任何信仰，你都会在Strathfield找到同伴和祈祷的地方。Strathfield的人们也来自许多不同的社会背景，除了Strathfield的豪宅、Burwood的繁华商业活力、Croydon、Homebush及Enfield那些受居民喜爱的商业中心之外，还有一些群体正面临租金压力和无家可归。”

“鉴于我们是如此的多样化，我问自己，是什么能将选民团结起来？我们的优势是什么？居民们共同的愿景是什么？我们能为国家和民族提供什么？我相信我们是一个典范，是一种蓝图。我们能够证明多样性在社区凝聚力、经济发展、保持公民参与度与和社区活力中起到的作用。3月初，我去参加了在Strathfield的乌克兰东正教教堂的圣母代祷仪式。一位乌克兰裔的澳大利亚教友眼含泪水，请我为乌克兰人民祈祷，因为深陷战争中的乌克兰人民是她的家人。然后她也请我为俄罗斯人民和俄罗斯的澳大利亚人祈祷，因为他们是她亲爱的朋友。尽管欧洲正在发生恐怖事件，但在这里没有敌意，没有仇恨，只有巨大的悲伤和痛苦、同情和爱。这就是我们澳大利亚人的团结纽带。我们社会凝聚力的保护力量也使我们度过了疫情封城期间最黑暗的日子。”

“我以前曾谈到过，作为一名亚裔澳大利亚人担任公职的特殊责任和挑战。在竞选期间，我和我的志愿者们收到种族言论影响，被质疑对澳大利亚的忠诚度，并在选民接近投票站时被他们悄悄地听到，这是不对的。然而，我们的竞选团队忍受了这一切并取得了胜利，我很感恩。这并不是因为我个人，而是因为Strathfield的大多数市民拒绝了偏执和不信任的言论。他们看到了我的身份和我所代表的价值观。我感谢Strathfield的整个社区给了我这个服务的机会，最为关键的是他们给予了我的民主信任。”

“1818年2月，当第一个来到澳大利亚的中国移民麦世英在杰克逊港走下囚犯船时，他可能在想：‘这里的食物会非常可怕。’自此，中国人在澳大利亚深厚而丰富的历史开始了。这是一段非常漫长的历史。麦世英在1808年朗姆酒叛乱后仅10年就来到了这里，在Lachlan Macquarie总督抵达后8年，在这座建筑建成后仅2年。那时距离淘金热还有30年，距离联邦制还有80年，距离世界大战还有100年，距离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还有130年，距离我父亲作为一名前往悉尼的留学生，带着两个行李箱在香港湾登上一艘小船，告别他所知道的一切还有140年左右。”

“麦世英先是在John Blaxland的Newington庄园做木匠，机缘巧合，后者是我姐夫Andrew Blaxland的祖先。他应该是第一批来到澳大利亚的非英国移民之一，也是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从世界各个角落来到澳大利亚的数百万人的先驱。我经常在想，对他来说，这一定很困难，他一定感到很陌生，他的生命力有多么顽强。”

“我的父母于1960年来到澳大利亚。除了伟大的梦想，什么都没有。这不仅仅是我家庭的故事。它是Strathfield选区数以千计的居民和数以百万计的澳大利亚人的故事，他们来到这里是为了建立一个更好的生活。在新西兰的奥克兰结婚后，我妈妈和爸爸回到了悉尼，住在英皇十字区的一家酒店里，同时他们在寻找房子，妈妈在申请教职。有一天，当他们在街头散步时，遇到了房地产经纪人John Barraclough，他也恰好是Askin政府中Bligh选区的自由党成员。他看到了两个无亲无故、显然毫无头绪的选民的潜力，第二天就邀请爸爸妈妈去议会，他们就坐在这个议会的公众席上。Barraclough把他们介绍给当时的助理教育厅长，著名的二战战斗机飞行员John Lloyd Waddy。一个星期后，妈妈收到一封电报，通知她到Bexley North公立学校报到，她在那里教书，直到我1971年出生。毕竟，Askin政府在一些事情上以其效率而闻名。”

“我在Bexley的一栋红色双层砖房里长大，和我的隔壁邻居一起玩耍，骑着我们的越野自行车到街角的商店去买牛奶瓶棒棒糖，或者玩新的太空入侵游戏。我们在温暖的夏日午后，用一根旧球棒、一个网球和悉尼街道上的那些金属垃圾桶，在街道中央打板球。但在学校，孩子们会叫我‘Ching Chong Chinaman’，并嘲笑妈妈给我准备的酱油鸡腿作为午餐。”

“我们做事的方式与其他澳大利亚家庭不同。我们在进门前脱鞋；喝热水，而不是冷水；晚上洗澡，而不是在早上。我爸爸会采取‘游击战策略’，在共进晚餐的朋友还没有吃完饭的时候，就去付掉餐厅账单。妈妈不烤蛋糕或烤饼，而是在厨房里做豆腐。我们在家里只说中文，妈妈和爸爸知道我一上学就会拒绝说中文，因为我只想融入社会。而他们是对的。我希望我的外表和声音不一样。我要求妈妈像其他人一样，在午餐时给我做西红柿酱三明治，她却尽职尽责将叉烧肉塞进白面包。”

“我打开电视，看我喜欢的板球和橄榄球联赛，却没有人看起来像我。在电视上看到亚洲人，不是毒贩、服务员，就是功夫大师，但从来没人成为领袖，除了李小龙。我从来没有感觉到自己的归属感，尽管我出生在澳大利亚，而且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在这个议会中出现。我的愿望从来没有那么高。你很难成为你看不见的东西。”

“去年，一名澳大利亚参议员要求3名出席参议院调查的华裔澳大利亚公民谴责外国政府，并申明他们对澳大利亚的忠诚，这纯粹是由于他们的种族。俄罗斯裔澳人现在可能也感受到了同样的不信任感在悄悄蔓延。”

“随着地缘战略的日益紧张，我们面临着一个基本的民主挑战。但是，这不仅仅是来自外国行为者的挑战；这也是对我们自己的自由民主的内部挑战。我们如何管理地缘政治竞争，而不至于使我们的社会凝聚力断裂，造成对自己公民的不信任？不信任自己的公民将从内部腐蚀我们的民主。这是独裁政权的做法，而不是对自己的身份有信心的自由民主国家。抵制独裁主义的最佳方式，是使我们自己的民主更强大、更包容、更有效。每个人都可以属于我们，在我们的民主制度中占有一席之地，这是我在从政之前，在公共生活中所做的一切的核心。它支撑着我在20世纪90年代末的工作，与种族主义作斗争，倡导多元文化，并为建立澳大利亚共和国而运动。还有什么能比任何澳大利亚人，无论其背景如何，都有能力争取最高的宪法职位更民主的呢？”

“这是一个25年的旅程，它最终帮助我无上荣幸地进入了州议会。我感谢那些与我分享这段经历的人。感谢我的妻子Lucy。这么多年来，你仍然是我的磁心，让我知道什么是重要的。如果我不能与你分享，我所做的一切都不重要。感谢我的孩子们，Yasmin、Henry和Matilda，你们是我宇宙的中心，是我的目标和勇气。我爱你们。感谢我的爸爸妈妈，感谢你们让我成为今天的我，感谢你们给我最基本的价值观，感谢你们为我和我妹妹做出的巨大牺牲。感谢妹妹Peony和妹夫Thao，感谢你们的无限慷慨。对我的岳父岳母，Guy Cooper和Jeanette，感谢你们的爱和支持。我想你们以前从没投过工党的票，但我很高兴你们现在投了。”

“我还要感谢我的良师益友们，Wendy McCarthy、Sam Mostyn、Bob Carr、Tony Burke、Chris Bowen、Meredith Burgmann、Linda Burney和David Dawson，感谢他们一直以来的建议和支持。感谢Sam Mattila，在过去的25年里，他维护我的声誉，让我对发出自己的声音更具信心。还要感谢新州工党和我们的工会，感谢他们在各种意义上接纳了我这个外来人。感谢新州工党领袖柯民思（Chris Minns）和副党魁Prue Car，他们让我感到自己是如此受欢迎，并且是我们这个了不起团队的一部分。”

“对于在竞选期间支持我的许多议会同事，我深表感谢。你们不仅与我分享了建议和经验，而且还给了我一个忙碌的政治家所能给予的最宝贵的东西，那就是他们的时间。感谢Bob Nanva、Dom Ofner、George Simon和新州工党办公室的所有人，谢谢你们。感谢新州工会的Mark Morey和全州的工会成员，谢谢你们。我感谢我出色的竞选团队和我们工党大家庭中来自四面八方的优秀成员。John Faker、Karen Pensabene、Kym Ralley、Raj Datta、George Mannah、Cathy Callaghan、Mark Drury、Jo Carlisle、Kath Cummins、Alex Yang、Sherry Xiao、Emma Ross、Sravya Abbineni、Aruna Chandrala、Sharangan Maheswaran、Liam Rankine、Leon Pun、Max Kennedy、Cindy Tan、Jessica Wei、John McManus、Nicholas Faulks, 以及Strathfield工党支部和青年工党的数百名成员。”

“正如我前面所说，妈妈在退休前做了40年的公立学校教师。她向我灌输了一个基本信念，即教育的变革力量。这也可以说她是一个真正的虎妈。这也是将数以百计的家庭带到Strathfield的信念，他们被我们杰出的学校所吸引，也是我通过与悉尼大学和乔治全球健康研究所的合作致力于高等教育部门的基础。我非常信任新州的大学研究，其重要性不仅在于我们未来的繁荣，而且在于我们州对解决人类的重大挑战的贡献。世界上第一个公布COVID-19病毒基因组序列的人，是悉尼大学的Eddie Holmes教授。他通过与复旦大学的研究合作做到了这一点。没有这项研究和国际合作，就不会有疫苗。”

“爸爸经营小生意，我记得电烙铁的气味和他满是灰尘的工厂地板上的金属屑末。我还记得他如何像对待家人一样对待他的员工，总是确保他们在他之前得到报酬。他恳求他的客户，在他们要求的3到6个月的期限后按时付款给他，同时抵御威胁要没收我们房子的银行。他的客户是大得多的公司。他们会攫取利润更高的服务合同，挤压小型制造分包商的利润。有时，他们会将公司清算，然后又重新开张，而父亲却什么也得不到。”

“我的很多工党价值观，是通过体验艰苦的工厂车间得来的，不是作为工人，而是作为企业主。我相信，工党可以而且应该成为小企业、承包商和自营职业者的政党。我们不仅为雇员和弱势群体而战，也为任何在追逐梦想的过程中面临不平等权力的人而战，如为厌倦了作为分包商被抛弃的工匠和自营业者而战；为在内部人士操纵股价并从特权信息中获益时，被掠夺的零售股票投资者而战；为那些来到这里没有熟人、没有家庭、没有本地知识的移民而战；为在工作场所反对性别歧视和骚扰的女性而战；为面临负担不起的住房、无保障的工作和不平等的谈判能力的年轻专业人士而战。在我的选区里，本地商业街现在仍然一片冷清，不仅是零售业，还有旅游业、创意产业和艺术、教育和培训机构。我们必须做更多工作来支持我们的小生意者。”

“我赞扬新州政府的零排放计划和氢气战略，但我必须问：零排放和氢气的商业机会如何流向中小型企业，而不仅仅是流向亿万富翁和大公司？随着世界各地大城市的发展----经济活动的动态集群和资本、人员和信息的连接网络，以及数以亿计的雄心勃勃的人口----悉尼在哪里？我们在哪里插手，以便我们的中小型企业不会被冷落？”

“20年前，我在澳大利亚一家大型保险公司领导可持续发展团队。我们探讨了保险的商业模式如何意味着对社区有利的事情----更少的道路事故、更少的疾病和伤害、更少的财产损失----也对公司有利，因为它导致了更少的索赔。20年前，我们模拟了气候变化对极端天气事件的影响，如山火、暴风雨和洪水。20年前，我们警告说，不采取行动会带来灾难性的未来后果。现在，20年的政策失败已经意味着未来已经到来。如果说从大流行病、山火和洪水中得到了一个共同的教训，那就是社区的团结，共同参与，是我们国家的核心。从关闭边境到封城、工资补贴和接种疫苗意愿，公众强烈支持集体责任，支持政府领导在必要时提供指导和纠正偏差。”

“因此，小型政府和粗犷的个人主义并没有为新冠疫情或其他危机提供真正的解决方案。在最好的情况下，它是无能为力的；在最坏的情况下，它甚至是危险的。人们很难从脑海中浮现出，公民乘坐独木舟和橡皮艇从被淹没的屋顶上拯救他们的邻居的画面。然而，有些人现在正敦促我们将大流行病、山火和洪水视为特例，令人遗憾的例外，百年一遇的事件。他们希望我们把这段相互支持和团结的时期看作是一个理想主义的热梦，要尽快摆脱它，这样我们就可以恢复到正常的状态。政府被削弱，每个人都在照顾自己。所谓‘自由’的说法在表面上可能很吸引人。毕竟，我们都不希望再次封城。但它忽略了一个根本问题。我们社会面临的邪恶挑战不会消失。新冠病毒和大流行病将继续存在。气候变化和它带来的极端天气也是如此，第四次工业革命中的技术变革对整个行业的破坏，以及全球供应链和经济活动中心的重新布线----我们需要政府的领导和能力来共同管理这些挑战和机遇。”

“我们需要陈述的不是个人自由，而是社区元气的恢复。我们已经看到社区是如何加紧应对危机和灾难的。在Strathfield，在封锁的最黑暗的日子里，谁向没有收入的家庭提供了食物？是社区协会，如St Merkorious Charity、Cottage Kitchen和St Paul's Parish Pantry。这应该在我们如何管理我们的社会和机构方面引发一个顿悟。政府和机构的核心原则，都必须不局限在效率和增长，应包括复原力和可持续性。我们必须投资和建设我们的护理基础设施，以及提高我们的公共服务和社区部门的能力。为了应对我们今天社会的巨大和日益复杂的挑战，政府不仅必须与社区和企业合作，还必须领导和促成这些伙伴关系。因为，随着气候变化的到来，无论是COVID，还是2020年的林火，还是最近的洪水，都不会是我们共同面对的最后或最严重的紧急情况。”

“我是以商人、律师和社区倡导者的身份来到州议会的。我以前从来没有当过政治家，说实话，我也不完全确定如何当政治家。对我来说，在这里不是一份工作，也不是一个职业，而是一种服务。我把在座的各位视为我的同事，我对他们非常尊重。我们都被比我们更大的正义事业所驱动，用Simon Sinek的话说，我们追求的是‘无限的东西’----就所有意图和目的而言，是无法实现的。我希望能从你们身上学到东西，进行合作，在我们有分歧的时候，也能很好地达成共识。”

“最后，我对我们所有人有3个愿望：第一，我们可以为我们的选民成为非意识形态的问题解决者，并合作解决只有广泛合作才能解决的巨大挑战；第二，我们可以使这个地方真正代表社区，让我们的每一个孩子可以在领导层看到自己的侧影，并真正相信他们可以属于澳大利亚；第三，也是最基本的，我们可以重建公众对政治和政治家的信任。”

“上周，在访问我所在选区的一所高中时，两个女孩跑过来和我合影。一个是亚裔，另一个是欧亚裔，和我的孩子一样。她们对我说：‘我们真的为你感到骄傲。很高兴看到你代表我们。’如果我在政治上没有其他成就，只是激励了更多的年轻人，他们想知道他们属于哪里，是否属于他们，他们可以而且应该成为我们澳大利亚民主的领导者，那我就已经很高兴了。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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