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侨民梅森（Mason）和女友在他们口中的“新冠监狱”里待了三天以后，就决定彻底告别中国。
之后，他们得以坐上巴士回到上海的公寓，一路上的见闻并没有改变他们的想法：路障包围了这座城市著名的老式里弄。商店和公园都被封了起来。
志愿者在街上安营扎寨，其中一个人冒着30多度高温下，穿着密不透风的白色防护服，睡在人行道上，周围都是纸板箱。
“这一切都是真实发生的吗？”曾在上海教英语的梅森不敢置信地向女友确认。
梅森与《澳洲人报》采访的大多数人一样，都不愿使用全名。他在方舱医院待了9天（不过梅森更喜欢叫它“新冠监狱”）。
他们为六只猫找到新家之后，就头也不回地加入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外籍人士出走。
自疫情开始以来，中国有多达一半的外籍人士已经离开。
中国欧盟商会北京分会会长乌特克（Jorg Wuttke）估计，到两个月后中国学年结束时，外籍人士的数量将再次减少一半。
也就是说，届时，外籍人士数量将只剩下大流行前的四分之一。
乌特克上周接受商业出版物《市场》采访时异常坦率地说：“太惨了。中国是第一个进入这场大流行的国家，也是最后一个出来的国家。”
在过去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梅森一直在上海工作，早已习惯了中国的官僚体制，但方舱医院的混乱程度还是超乎他的想象。
在上海感染新冠的每一个人——即使是像梅森和女友这样症状轻微的人——都必须前往方舱医院隔离。而这对情侣是在凌晨2点被要求离家的。
大约600人共同挤在巨大的棚子里。抵达时，大约只有24间移动式厕所可用。几天后，只剩下8间可用，而且经常脏到污物溢出。
虽然有水管，但方舱医院的居民无法淋浴。在整个九天的逗留期间，他们只看过一次医生。
穿着防护服的人会在院内和混凝土铺就的室外区域巡逻，不停地向空气中喷洒消毒水。
在那里，梅森仿佛一名囚徒，床号“E 1-044”成了他的代号，简称“E-44”。
第九天，梅森终于失去了理智。
他的女友被告知可以在前一天离开，但本该来接她的车并没有出现。现在连续检测阴性的梅森去前台询问为什么没有车来。
“我们也不知道。”护士说。
那梅森问：“那我什么时候能走？”
护士说：“也许你明天就能回家，也许不能。”
在被困在极具中国特色的卡夫卡小说中的九天后，他崩溃了。
“我绝对是疯了……我大喊大叫，尖叫，大叫。”梅森通过视讯给在墨尔本的母亲打了电话，后者劝说他冷静下来。她给儿子出了个主意，告诉方舱医院的主管，他们家已经和澳洲媒体取得了联系（实际上并没有）。
如果他们今天不放他走，他们就在方舱医院里进行现场直播，而画面恐怕不太好看。
几个小时后，梅森和女友就坐上了回公寓的巴士。但他们的邻居并不高兴。他们意识到梅森和女友从方舱医院返回后便大喊大叫。“他们是阳性！”一名惊慌失措的邻居喊道。但梅森理解他们的焦虑。“其实他们并不那么害怕感染新冠，他们更怕被送去方舱。”
澳洲自由艺术家丽娜（Lena）在上海被完全封锁两周后才决定离开。她在中国所有的工作委托都消失了。她判断起码六个月都不会再有人委托她进行艺术创作，甚至可能更久。
她和成千上万人一样加入了一个微信群，寻找离开中国的办法，但这条路既困难又昂贵：光是前往机场的计程车费就高达1000澳元（5000人民币）。
国际投资者正惊恐地注视着这一切。
亚洲最大的私募股权投资者之一的创始人兼主席单伟建上周表示，中国经济处于30年来最糟糕的状态。他说：“对我们来说，中国就像2008年的美国和欧洲。”他的香港私募基金太盟集团（PAG）管理着超过700亿澳元的资金。
设在北京的澳洲商会中国分会会长柯伊尔（Nick Coyle）说：“人们对此高度关注。”
澳洲商会上海分会不愿对当前的封锁置评，但该分会会长杜根（Heidi Dugan）以个人身份发表了乐观的评论。她告诉《澳洲人报》，欧洲人和美国人的离开为那些选择留下的人创造了新的机遇。她说：“危机就是转机。是时候向前迈进，抓住机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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