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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病逝，现任妻子竟连他葬在哪里都不知道？
前妻儿子更拿出多年前遗嘱，遗嘱中指定其儿子为遗产受托人和执行人，且遗产分配与现任无关。
现任妻子表示“难以置信”！而继子甚至表示，对二人婚姻关系并不知情。
骨灰盒示意图（图片来源：网络）
于是，她一纸诉状将继子告上法庭，要求冻结中澳遗产，夺回骨灰。
丈夫的骨灰不知去向
2021年10月，刘女士（化名）丈夫因感染新冠，在墨尔本不幸病逝，而在其过世前，两人仅见了一面，只能通过电话联系。
亲戚联系她，告知继子正操持葬礼，并确认丈夫前妻和继子对遗体最后的处置，会征求她的意见，希望她提供死者护照，她同意了。
葬礼用花示意图（图片来源：网络）
而后，丈夫妹妹又联系刘女士，希望她能授权，允许继子全权处理葬礼事宜，因为她“不会英语”，并对“澳洲文化一无所知”，他们希望死者能“真正安息”。
她拒绝了他们的要求，但也毫无办法，因为自己感染新冠，连葬礼也无法出席。
而葬礼后，她联系继子，可始终无法得知丈夫的安息地，也无法确定最终遗体是否被火化。
死亡证明引发的多年恩怨
法庭文件中描述，自2022年1月起，刘女士要求死亡证明副本未果。
直到4月，收到登记署的传票，她这才第一次看到死亡证明。
可刘女士发现死亡证明中，包含许多错误和不准确之处：死者配偶被认定为前妻，继子被认定为独生子女，死者的居住地非与刘女士的实际居所。
死亡证明示意图（图片来源：网络）
而继子则表示，对于二人的婚姻关系以及子女情况毫不知情。
文件中，刘女士披露了她与死者的关系。
90年代初，还在中国的时候，她是被死者与前妻聘用的住家保姆，主要职责是照顾继子。
而自那时起，她就与死者保持着多年的亲密关系，而后育有一女。
2005年，死者与前妻全家移居澳洲。
2014年中，死者和继子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家庭暴力事件，继子为受保护人，死者因此回国与刘女士生活，至2019年共赴墨尔本与女儿团聚。
2020年9月，死者与前妻离婚。10月与刘女士结婚，直至病逝。
遗嘱令人“难于置信”
而除了死亡证明，刘女士认为连遗嘱都是“伪造”的。
文件中说明，死者的遗产清单包括4套房产，还有一辆宝马轿车。
她表示，继子提供的2017年6月26日的遗嘱中，指定了6名受益人，其中没有刘女士及女儿。
遗嘱中还说明，如今后婚姻状况发生变化，无论离婚或再婚，本遗嘱将不会被取消或撤销。
死者还表示后事安排将由继子单独决定，其他家庭成员不得干涉。
遗嘱示意图（图片来源：网络）
而遗嘱的一张表格中，却又提及包含6名受益人以及“现任妻子（和子女）”和遗产分配比例。
刘女士认为遗嘱是伪造的，是因为立遗嘱并未通过正常方式，故不能确认遗嘱中的财产分配，是否遵从本人意愿。而立遗嘱时，死者与前妻仍在婚姻存续期间，为何会将财产留给未透露姓名的未来妻子，这令人“难以置信”。
为此，刘女士于2022年4月19日申请了财产冻结令，禁止继子干涉、处置或转移死者遗产，4月22日禁制令通过。
骨灰所有权落定
法官认为，死者骨灰的占有和控制是死者遗产管理中产生的纠纷。
法院在裁决此类争议时，一般规则是，死者遗嘱的执行人有权处置死者的遗体。
而针对本案，法官认为刘女士已经充分质疑了遗嘱和财产转让协议的真实性。至于遗嘱是否伪造，将在遗产管理书的审判中被考虑，本次诉讼中谈及并不合适。
示意图（图片来源：网络）
法官认为特别重要的一点在于，死者去世时，与刘女士是婚姻关系，而且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们在婚姻期间关系疏远。
在没有剥夺权利的行为或其他令人信服的情况下，法官认为，死者的配偶对其伴侣的遗体没有处置权，这并不符合社区的期望。
而死者和继子，至少在某些时候他们的关系是有敌意的，例如2014年的家庭暴力事件，还有2020年10月继子提供的录音证据，证明死者对继子发表了轻蔑且批评的言论，继子更是因为堂兄才知道死者住院的消息等。这些事实表明，死者后期和继子之间的关系可能并不特别亲密。
因此法官判定，继子应将死者骨灰交给刘女士，且刘女士与其协商后，有权自行决定处理。
（记者 米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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